年度词汇今又来

荷兰出版社Van Dale在日前又开启了一年一度的荷兰语年度词汇评选，今年年度词汇的网络投票截止日期为12月20日17点，评选结果将于12月21日5点在Van Dale的网站上公布。

按照惯例，每年年度词汇的候选词都必须为当年在荷兰或者比利时弗兰德斯流行的词汇，或者为当年在荷兰语中出现的新词。今年一共有15个候选词汇入围，它们分别是：

boosterprik：加强针。booster和英语中一样，是“推动”和“增强”的意思；prik是“刺”和“打针”的意思。因为新冠疫情的反复，第三针或者加强针成为了一个流行词汇。

deltavariant：德尔塔变体。delta来自于希腊字母δ，被用来表示去年在印度首次发现的新冠病毒变体。虽然今年11月份，新的变体奥密克戎ο在南非被确认，但德尔塔变体仍然被认为是当前对人类威胁最大的新冠病毒变体。

doopgids：洗礼指南。doop的本意是天主教中的洗礼仪式；gids是“指南”和“手册”的意思。这里的“洗礼”，特指大学的学生社团在接纳新成员加入时举行的仪式，长期以来这些仪式中掺杂着诸如酗酒、羞辱和暴力等内容。去年，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的一名20岁的学生Sanda Dia在参加大学的某个俱乐部时被戏弄、整蛊，直至中毒身亡。该事件在社会上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因此，安特卫普大学的学生们开始制订“洗礼指南”，希望在一个相互尊重的框架内将大学生的洗礼活动规范化，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doorbraakinfectie：突破性感染。指新冠病毒突破疫苗的保护屏障，仍然造成了感染。目前荷兰和比利时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并不低，但在今年下半年，仍然出现了日均新增五位数确诊的新一波疫情，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感染者之前已经完成了完全的疫苗接种，这种感染即突破性感染。

friemelhaat：对别人的小动作过度敏感。friemel有些“坐立不安”或者“躁动”的意思；haat意思是“仇恨”。有些人在等待或者发呆中会做一些细小的、重复的动作或者发出一些声音，比如摆弄笔、玩发梢、晃腿，又比如咳嗽、砸吧嘴等，另一些人对这些动作和声音会非常敏感、表现出烦躁和憎恶的情绪来。

grotsyndroom：隔离综合症。grot是“洞穴”的意思，在这里指疫情下的隔离。syndroom是“综合症”的意思。隔离综合症指隔离生活给人们在心理上带来的不良影响，由于空间狭小、生活单调、缺乏与外界接触，大多数被隔离者可以表现出焦虑、不安和抑郁情绪，睡眠出现问题，家庭关系紧张等等。

knaldrang：强烈的发疯似的冲动。knal的意思是“撞击”或者“爆炸”；drang的意思是“需求”和“欲望”，连起来就是“要爆了、憋不住了的感觉”。特指在疫情防控措施变得宽松后，人们对外出、聚会、就餐等活动的强烈需求，是一种被疫情防控措施抑制久了的情绪释放。

koalatest：考拉测试。这里专指比利时弗兰德斯大区幼儿园的孩子们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测试。该测试由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的研究人员设计，主要测试学龄前儿童的语言能力，以决定他们是否可以进入小学一年级学习。因为在荷兰语中，学前教育的缩写为KO，测试的吉祥物又是一只考拉，所以这个测试也被称为考拉测试。

paaspauze：复活节假期。pauze是“休息”和“打断”的意思。今年3月底，因为疫情严重，比利时政府决定将中小学的复活节假期延长至四周，而在往常，复活节假期一般为两周。

pasjesmaatschappij：通行证社会。pasjes是复数，意思是“大大小小的通行证”。通行证社会特指在新冠疫情下，人们必须出示通行证或者安全票才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样的社会被戏称为“通行证社会”。

strooistep：散落的滑板车。strooi是“洒”、“泼”的意思；step指的是滑板车。散落的滑板车指的是在布鲁塞尔街头被随意扔放的共享滑板车，它们本应该被停放在规定的区域，但越来越多的共享滑板车散落在街头，给城市交通和行人安全带来了很多不便和隐患。

tegelwippen：将地砖换成绿地。tegel意思是“地砖”、“瓷砖”。wippen是动词，意思是“撬动”和“翻开”。在过去的几年中，几乎每一个夏天比利时都遭遇到了干旱的情况，地下水位远远低于正常水平。造成干旱的一个原因是地表硬化的程度过高，绿地和植被面积过小，使得雨水很快地从地表流走，进入河道中，地面下土壤的蓄水量过低。因此，气候和生态专家们号召大家减少硬化地面，将铺好了地砖的地面还给绿色植物，使得更多的雨水可以储存在土壤之中，从而调节和应对极端的气候条件。

tweedehandslucht：二手空气。在一些通风状况差的室内，人们吸入的是他人呼出的空气，被戏称为“二手空气”，这种状况在新冠疫情中尤其显得危险。

verkeersvlecht：交通辫子。vlecht意思是“由几股头发交织的麻花辫”。交通辫子指的是一种交通枢纽的道路设计方案，允许去往不同方向的车流如同辫子一样短暂地交叉，但去往每一个方向的车流只会碰到一个红绿灯，使得高速公路和辅路之间的交通更为顺畅，从而解决高速公路上的堵车问题。比利时弗兰德斯大区的第一个“交通辫子”工程今年1月在Waregem建成。

vriendenerfenis：朋友的遗产。erfenis是“遗产”的意思。朋友的遗产是弗莱芒政府实行的一种新的遗产税率，立遗嘱人可以将部分遗产（不高于1万5000欧）留给一位或者多位朋友，其优惠的遗产继承税率为3%，远低于正常的遗产继承税25%；超过1万5000欧的部分将仍然适用正常税率。

由上可见，15个候选词中几乎有一半的词汇都和新冠疫情有关。去年得票数前三位的词汇分别为knuffelcontact、covidioot和hoestschaamte，今年虽然不大可能再次看到这种包揽情况，但最终的年度词汇仍然很可能会是一个与疫情相关的词。

“煤油炉”和数学天才们

本文译自美国数学会通讯（Notice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1999年第46卷第10期^【1】。原文作者：Mark Saul，原文标题：Kerosinka: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viet Mathematics。

“如榨好渗出的油，汇于荣美。”

——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

在西方世界，对于一个热衷于数学且有天赋的学生来说，接受相应的数学教育不会是一件难事；不过在前苏联，情况并非如此。追求数学事业的年轻人碰到了很多阻碍。这些学术界未来的数学家们大多来自于犹太家庭，他们例行地被剥夺了进入一些特定研究所和科研部门的机会，在那里这些年轻人原本可以做出很好的工作。

拿艾迪克的故事做个例子，他是一个在很小时候就显示出巨大数学潜力的年轻人。艾迪克曾经通过I.M. Gelfand创立的函授学校学习课程，并且在当地找了一个数学家辅导他学习诸如p进数，希尔伯特空间，和拓扑学这类的内容。因为艾迪克生活在一个省级城市，所以他没有机会使用苏维埃数学生命中的两个里程碑——特殊数学学校和数学学习圈——所带来的资源。当他16岁高中毕业时，艾迪克离开科洛姆纳的家，来到莫斯科，在苏联最富盛名的莫斯科国立大学（MGU）的数学系考官面前展示自己的数学才华。这一年是1984年。

“什么是一个圆的定义？”考官问。

“它是平面中一些点的集合，这些点到一个定点等距离。”艾迪克回答道。

“错，”考官说，“它是平面中到一个定点等距离的所有点的集合。”这位考官继续着这种红桃皇后审问爱丽丝的方式。他随后转到一些难度更大的问题，包括诸如圆的反演这些普通高中生被认为不可能了解的主题。

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和其他考生被问及的问题相比，来自犹太背景的学生被问到的问题要明显地难很多，这样，就能找到不录取他们的理由。在艾迪克的故事中，因为他坚实强大的数学基础和能力，这个淘汰过程用了四个多小时。

考官们如何得知某位考生是犹太人？这在前苏联是一门秘传绝学。在前苏联，反犹在正式名义上是非法的，但在实践中却也是公开的做法。每一位苏联公民都被赋予了一个民族，它被记录在每个人携带的内部护照上。如果一个人的父母是犹太人，那么他的民族也是犹太人。混血婚姻的后代们该如何算呢？苏联后期的反犹主义是在不成文的种族主义法律下进行的，其严格程度不亚于美国内战前的南方。

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识别“犹太”考生。最简单的方法是看姓氏的来源，（这种方法不仅识别了犹太人，还“误识”了很多有着奇怪读音名字的俄罗斯人）。俄罗斯小说的读者们一定熟悉另一种方法。根据法律和习惯，俄罗斯人的中间名来自于父亲的名字。这些父名通常使用于正式称呼中，是俄罗斯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询问一个考生父母的全名，从而了解到他祖父的名字是很常见的事。如果这些名字里有一个听起来像犹太人，那么，这个考生就注定要被淘汰。

不论如何，艾迪克被认为是犹太人（事实上，他父亲是犹太人，但母亲不是），所以他的考试结果被相应对待，没有一道题的答案被判定为正确。在被MGU拒绝后，艾迪克和他的家人放弃了繁琐、且通常是愚蠢和徒劳的申诉程序。

离开面试时，艾迪克正好在电梯里碰到了他的“审讯官”。虽然MGU的一些教员确实怀有反犹情绪，但其他的教员更多地是迫于政治环境，不得不配合将犹太人排除在大学的院系之外。（许多俄罗斯数学家至今仍对他们当年的行为感到内疚。）这位教员可能属于后一种情况，也或者仅仅因为艾迪克没有对面试结果提出申诉，所以他感到高兴。

出人意料地，就在刚刚让艾迪克在每一道题上都折戟沉沙之后，这位考官现在转过身来对他说：“我对你的知识印象深刻。我建议你去申请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学院，那里他们接受了很多像你这样的人。”

艾迪克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学院。这个学院成立于苏联建国之初，和其它一些类似的学校一起，学院在为工业体系培养技术人员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工作。但这样一个地方很难成为有着天赋的年轻数学家的追求目标。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学院？

1968年后，前苏联的政治环境在不少大学的数学和物理系掀起了一次反犹主义的浪潮。在现代，传统犹太文化中对学术的崇拜往往转化为对数学的兴趣，所以当时有非常多的犹太学生在攻读数学专业。这一文化因素，和从特定学术院系中排挤犹太学生的浪潮一起，产生了一个为这些学生替代数学专业的一个市场。莫斯科和其它城市的某些技术学院开始迎合这个市场，受益于其它大学的反犹政策，这些学院接收了这批高素质的学生。一个有着天赋的犹太数学系学生有时会在冶金学院或者师范学院找到一个教育机会，其他人则会进入铁路工程师学院，其俄语缩写听起来像“米德”（MEED）。因此带来了这么一个说法：Esli zheed, idi v MEED，意思是“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出于押韵的需要这里使用了一个贬义词），那么就去米德吧”。这句口号是典型的骄傲和玩世不恭的混合体，也是犹太学生对抗这个恶劣环境的唯一防御方法。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学院就是从MGU对犹太人偏见中受益的学院之一。它的绰号Kerosinka也反映出了同样的骄傲和玩世不恭。煤油炉Kerosinka是一种以煤油为燃料的加热器，是一种技术含量低、但可以有效对抗逆境的装置。这个学院的学生和毕业生很快被称之为kerosineshchiks，而这所学校也成为了对数学仍然抱有热情的犹太学生的天堂。

俄罗斯数学界对其学科特有的热情在其它文献中也有描述，到目前为止，前苏联的侨民也让许多美国人亲身体验到了这种氛围。“煤油炉”的故事只是激情和政治之间微妙互动的一个例子，只是一个个人和机构为了追求数学而对其面临的逆境进行反抗的故事。

命运如何选择了“煤油炉”作为如此多人才的储备之地？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我们知道还有其它的学院从MGU排挤犹太人中获利，我们也知道这种排斥性政策的制定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在其一开始也可能遇到过一些阻力。对一些学院来说，继续接收犹太学生可能比制定一个新的政策要更容易。但是，一旦发展起来，在“煤油炉”出现了一只犹太学生的骨干力量，这个现象为什么可以被容忍？曾有一些阴暗的传言说，克格勃在一个或者两个地点对犹太学生们进行过监视。不过，其中的一些动机可能是更加积极的：这些学院的管理部门可能看到了院系的良好发展，所以反而尽可能地保护了这一现象的延续。

在进入“煤油炉”后，艾迪克得以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学习纯数学，但不如MGU的学生学得那么彻底。其学习的课程毕竟是为了石化工业中具体的应用而设计的，因此，一方面艾迪克在分析、线性代数、和微分方程方面学得很好，另一方面他的课程中还有相当多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内容。纯数学中还有很多领域是艾迪克在“煤油炉”中无法学习到的。

艾迪克和他的同学们找到了一个办法。他们“爬出围墙”（字面上：大楼被很好地看守着），进入MGU，并且非正式地旁听了一些课程和专题讨论。Gelfand、Kolmogorov和 Kirillov等数学家经常允许甚至邀请这些没有在MGU合法注册的学生们参加他们的课程。艾迪克特别受益于Dmitri Fuchs和 Boris Feigin等教授的善意，他们花了很多自己的时间和这个年轻人一起探讨。这些途径使得艾迪克和他的朋友们能够探索诸如微分流形、李群、表示论和拓扑学等高等课题。

在前苏联的一个特有的发展时期，这种非官方教育体系产生了一个完整的机构——一个位于MGU内部的夜间“大学”。在没有任何官方批准的情况下，教授和学生们利用大学教学楼的空间，在业余时间碰头，举办课程和专题讨论，以拓展和补充“煤油炉”和其它学院的课程。由于这些课程中的许多学生都是犹太人，该机构很快得到了一个名字“犹太人民大学”（Evreyskiy Narodniy Universitet）。著名的数学家，如D. Fuchs、A. Sosinsky、A. Onitschik、B. Feigin、V. Ginzburg、A. Zelevinsky和 A. Shen等，都是这个非官方机构的教授。这个“犹太人民大学”在其主要组织者之一、Bella Muchnik Subbotovskaya去世后遭受到了灾难性的挫折，Subbotovskaya在接受克格勃关于她教育和数学活动的一次问询后，离奇地死于一起可疑的车祸。

在这种环境中，追求数学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是什么促使艾迪克和其他人继续像鲑鱼一样逆流而上？各种迹象表明，他们在大学阶段受到的歧视将持续到他们的职业生涯之中。那么，在面临着如此大的困难和阻力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今后从事数学专业做如此深入的准备？

这个问题的答案触及到了前苏联数学文化的核心，并且可以用来解释数学史上这一时期出现的很多现象。在前苏联的极权主义氛围中，大多数知识领域都需要国家的投入和支持。数学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因为数学家不依赖于实验室或者设备，只依赖于同事，他们相对不受政府的控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在数学领域而不是其它领域追求发展。在美国，很多年轻人盯着就业市场来选择职业；而在前苏联，年轻人更有可能根据自己的个人意向来选择学习的专业，然后再用自己的技能来寻找工作。这通常是可行的。“煤油炉”的毕业生们在一些技术机构和开设有专门数学课程的高中找到了工作。另一个被称为“盒子”（yashchiki）的秘密研究机构也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提供了一些空间。这些机构是一些服务于军方或者敏感行业的实验室和学术部门，只有它们的邮政信箱地址为外人所知。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接触到机密材料，所以包括大多数犹太人在内、任何不具备“无瑕疵申请”（chistaya anketa）的人都不可能进入这些部门。

不过，我们知道此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改变了这些学生们的计划。尽管不那么富裕，但现在的俄罗斯学术机构是更加开放的工作场所，前苏联的解体也使得其数学家散布世界各地。关于Kerosinshchiks的一个网站提供了一份部分校友的名单，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在美国从事技术工作，另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在以色列，还有一些在其它西方国家。名单上不到四分之一的校友在前苏联工作（尽管这一统计数字很可能受到了网络和电子邮件访问困难的影响）。Kerosinshchiks曾经受到的教育使得他们在职业中仍然处于有利的地位。

艾迪克呢？他的真名是爱德华·弗伦克尔（Edward Frenkel），在莫斯科进行的那次面试没有能够发现他的才能。像许多Kerosinshchiks一样，弗伦克尔对数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从“煤油炉”毕业之后，他作为被挑选出来的三名俄罗斯数学家之一，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一年后的1991年，他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在29岁时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全职教授。

虽然弗伦克尔没有机会参加著名的莫斯科数学圈，但他为他的妻子提供了支持和灵感，Zvezdelina Stankova-Frenkel （也是一位有天赋的数学家）为有天赋的年轻人创办了旧金山湾区数学圈（San Franscisco Bay Area Mathematics Circles）。在数学圈的常驻讲师中，至少有一位来自于“煤油炉”的毕业生，即伯克利的Alexander Givental，以及Dmitri Fuchs本人。

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什么？它是否只是数学史上名字非常奇怪的一段脚注，或者更多？我们在从其它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时必须保持谨慎。这个创造性的过程看起来以一种我们并不理解的方式与文化息息相关。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另一点是，前苏联数学发展的推动力和美国的截然不同。美国的数学，像在其它学术领域一样，主要由学术出版驱动。大学的教职和晋升过程理所当然地被出版需求所主导。然而在前苏联，在一系列微妙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下，数学文化的绽放主要基于人们通过数学的方式进行交流和联谊。我在其它地方也追踪了它对这个学科天才学生们的影响。“煤油炉”的故事给了我们这个场景的另一个视角。

在前苏联，一起做数学的乐趣是一种强大的驱动力。了解到这种力量，也许我们很好地利用它，比如，让那些在我们的行业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代表的数学系学生参与进来。我们也可以利用它来吸引有天赋的高中生或者本科生进入数学领域，无论他们来自何种背景。（也许这样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美国学校的本科生继续读数学专业的研究生。）而对于年轻的教师来说，一些同情和关心可能会大大改善他们生活中的一些困境。

在本文开头引用的诗句中，诗人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写的是关于“上帝的荣耀”，一个比数学的乐趣更为广泛的话题。然而，数学界也许可以从他的话中感悟。如果创造性的冲动在前苏联如此困难的生活环境中都能找到出路，我们就更应该可以为之找到办法，使得它为美国数学做出贡献。

参考出处：

1. https://www.ams.org/notices/199910/fea-saul.pdf

Vaneeno家的足球队

韩乔生老师是著名的体育解说，网上有不少关于他的、或真实或搞笑的段子，网友们将它们戏称为“韩乔生经典语录”。

“语录”中有一条特别搞笑，据传是韩老师在一次英超球赛直播中的解说片段：

“7号球员夏普分球，给了9号队员，9号也叫夏普？ 哦，他们可能是兄弟。其实足坛有很多兄弟并肩作战，比如荷兰的德波尔兄弟， 爱尔兰的基恩兄弟……好球啊，这球传给10号传得非常好。咦？ 10号怎么也叫夏普？可能是外国球员印在球衣上的只是姓， 这些球员都姓夏普，就像韩国有很多球员都姓朴……漂亮，10号连过两人破门得分，11号队友上前祝贺，11号怎么也叫夏普？（……）对不起，观众朋友，夏普是印在球衣上赞助商的名字。”

这个段子是否真是韩老师的口误已经不重要了，它给广大球迷带来了欢乐，同时也无损于球迷们对韩老师的喜爱。

一个足球队的球员全叫夏普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有可能。不仅有可能11名球员拥有同一个姓氏，而且连他们的名字都有可能差不了多少。

4月底，生活在比利时的Vaneeno一家迎来了这个家庭中的第11个宝宝。男主人Marino Vaneeno今年38岁，女主人Gwenny Blanckaert今年31岁。31岁的年龄对于一些生活在大城市的姑娘来说，可能还在谈婚论嫁之中，但Gwenny在过去的13年中已经将11个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母亲”。

在比利时的某些社区，有着5、6个娃的家庭也不算少见。其中，有一些是因为家庭重组带来的，比如父母都是再婚，各自带来了一两个娃，在一起后又生了一两个娃，兄弟姐妹之间或者有完全的血缘关系，或者有一半的血缘关系，或者完全没有血缘关系。

在比利时，要弄清楚一个家庭的结构，需要一定的生物学知识。

不过，这些对于Vaneeno一家来说都不存在，因为这11个娃都出自于同一对夫妇。对于了解这个家庭的结构来说，人们更多需要的是一定的数学知识。

因为，这对夫妇的11个娃的名字都是相同的4个字母，它们来自于字母A、L、E和X的排列。

老大今年13岁，叫Alex；老二12岁，叫Axel；老三老四都是女孩，分别叫做Xela和Lexa；9岁的老五和8岁的老六名字都用X开头，分别叫做Xael和Xeal。然后，英雄母亲获得了3年的中场休息时间。接下来，是5岁的Exla，4岁的Leax，2岁的Xale，去年出生的Elax和今年刚刚出生的Alxe。

从数学上来说，4个字母的全排列一共有P(4) = 4! = 24种。所以理论上，这家人接下来的选择还非常充裕。不过，L和X两个辅音连在一起的排列虽然在数学上存在，但从发音上来说，诸如Lxea这样的名字会显得非常生硬。因此，留给这个家庭的可选名字其实也不多了。

对于这个问题，“英雄母亲”表示虽然她的手上仍有7个备选，即Aelx、Laex、Ealx、Xlea、Laxe和Elxa，但她只准备再生一个，凑满12个娃以后就光荣退伍。

哪一个名字会成为这个系列的休止符呢？似乎并不重要。

实际上，这些有趣的名字仅仅是这对夫妇的数学游戏。在现实中，他们给每个娃都起了小名，比如Xael的小名是“蓝眼睛”，而Xela的小名是“山羊”，这样在生活中不至于因为发音的相近带来误解和麻烦。更多的麻烦在于资源分配上，比如外出，他们通常需要开两辆迷你巴士，一辆带男孩，一辆带女孩。再比如上学期间，全家人5点半就得起床，虽然大孩子会帮小孩子收拾，但家里只有一个浴室，所以这得花不少时间。

不过，11个娃给这个家庭带来的肯定不仅仅是麻烦。俗话说，一个娃也是带，两个娃也是养，都11个娃了，那肯定“债多了不愁”。另一方面，一个足球队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想必会有很多乐趣，7个葫芦娃就能组合成葫芦小金刚，11个娃在一起肯定会带来某些眩目特技吧？

至于11个娃能给这个家庭带来多少税收和财政上的补贴，那又是另外一个数（shè）学（huì）问题了。

抱抱接触者

新冠元年，各种语言中都出现了很多新的词汇。荷兰语也不例外，在今年的荷兰语年度词汇评选中，knuffelcontact（抱抱接触者）成为了比利时弗莱芒人评选出的年度词汇。

从2007年开始，在每年的12月，荷兰著名的出版社Van Dale都会举行荷语年度词汇评选。评选面对荷兰人和比利时的弗莱芒人，通过线下和线上的方式征集候选词汇以及进行投票，最终根据得票数的多少对候选词进行排列，分别评选出当年的荷兰人荷语年度词汇和比利时弗莱芒人荷语年度词汇。

在今年比利时弗莱芒区的评选中，knuffelcontact的得票率高达52.8%，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弗莱芒人心目中本年度最热门的词汇。排在第二到第五位的词汇分别为covidioot（新冠白痴），hoestschaamte（咳嗽羞耻感），lockdownfeestje（封城派对）和anderhalvemetersamenleving（一米半社会），得票率从8.6%到5.1%不等，远远低于排名第一的knuffelcontact。

Knuffelcontact是一个组合词，knuffel是“拥抱”的意思，contact表示“接触者”。比利时现任联邦卫生部长Frank Vandenbroucke最开始使用了这个词，当时他想用这个词来表示新冠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但随着这个词被引入比利时新政府的各种抗疫政策和措施，knuffelcontact逐渐有了一个明确的、不同的定义。

按照现行的措施，每个成年人被允许拥有（指定）一名knuffelcontact，这个接触者和该成年人的居住地址不同，但两人之间保持着密切接触。圣诞和元旦假期期间，每个家庭每次可以邀请其成员的某一个knuffelcontact来做客；对于独居的人，除了这个knuffelcontact，他还可以同时邀请另一位随行人。

根据Van Dale电子词典的定义，knuffelcontact指的是“在新冠疫情之下，除家庭成员以外，你被允许有着密切（身体）接触的人”。我把knuffelcontact 翻译为“抱抱接触者”，是因为“拥抱”这个词很好地表示了这种接触的亲密程度：对于独居的老人，这个抱抱接触者可以是自己的某个成年子女；反过来，对于年轻的单身汉，这个抱抱接触者可以是自己父母中的一人。对于一般家庭的成员，这个抱抱接触者可以是自己的某个朋友、邻居或者关系很好的同事。当然，对于某些人，抱抱接触者还可以是关系非常亲密、但不便公开的接触者。

谁是你的抱抱接触者？尽管抱抱接触者的定义十分明确，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少会有人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许人们会在邀请客人来访前把客人定义为自己的抱抱接触者，或许根本不会，因为如果没有警察来敲门，这个定义本身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从更长的时间线上来说，尽管根据政策每个人的抱抱接触者应该是固定一人，但今天邀请A来做客，明天邀请B来吃饭，后天抱抱接触者又换成C，在实践中是完全可行的，因为没有警察会对此深究，除非他们对每次聚会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然而，这在比利时是不可能出现的。

抱抱接触者，势必和之前抗疫措施中的“四人泡泡”，“花园会客”，“一人使用室内厕所”等规定一样，成为看似道理十足、实际上毫无约束力、意义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措施之一。

当然和上述这些相比，至少在语言上，抱抱接触者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毕竟它是2020年度弗莱芒人评选出来的荷语年度词汇，将永远存在于Van Dale的荷语词典之中。

结婚证书上的那些爱情诗篇

几年前，曾经和大牛李小蛮一起讨论过根特城市诗人David Troch写的一首诗^【1】；昨天在朋友圈里我又被他cue了，这次大牛转发了一篇“北外荷兰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文章翻译了另一首来自城市诗人的小诗。

这首小诗的作者是Maud Vanhauwaert。Maud Vanhauwaert于1984年出生在比利时西弗莱芒省靠近法国的小城Veurne，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演员。Maud在安特卫普大学获得语言和文学硕士学位，她还获得了安特卫普皇家音乐学院的艺术学硕士学位，最近十年来，她的作品屡屡在诗歌比赛中获奖，同时，她还活跃在话剧舞台上，堪称一位既有才华又有颜值的艺术家。

Maud Vanhauwaert^【2】。

在2018年到2019年间，Maud Vanhauwaert担任安特卫普市的城市诗人。从2009年开始，安特卫普市政厅形成了一个传统：每一对在市政厅登记结婚的新人都会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收到一首当年城市诗人写的小诗，作为安特卫普市对他们婚姻的美好祝福。城市诗人的称号两年一换，所以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六位城市诗人的爱情小诗被印在了市政厅颁发的结婚证书上，这六位诗人分别为Joke Van Leeuwen (2008-2009)，Peter Holvoet-Hanssen (2010-2011)，Bernard Dewulf (2012-2013)，Stijn Vranken (2014-2015)，Maarten Inghels (2016-2017)和Maud Vanhauwaert (2018-2019)。安特卫普现任的城市诗人是Seckou Ouologuem，也许因为疫情的原因，他给新人们准备的爱情小诗似乎还没有面世。

2009年，当时的城市诗人Joke Van Leeuwen写下了下面这首《结婚》（Trouwen），这也是安特卫普市第一次以诗歌的形式对新人们进行祝福。

Trouwen

Al bezig te bestaan, maar nu

hier te beginnen aan voortaan,

aan een hierna dat mag behoed,

de dagen met vier handen op

te tillen, te zeggen ja, te zeggen

dat we ja, te zeggen dat we willen.

结婚，意味着四只手一起相互帮扶着过日子，从说“是的”、“我们愿意”开始。

2010年，安特卫普市更改了结婚证书的设计，从商务意味浓厚的仿皮手册换成了以红色为基调、更具有现代风格的手册，本子的外面有个灰色的封套，封套上印着城市诗人Peter Holvoet-Hanssen的小诗。

Formule voor een gelukkig huwelijk (verkorte versie)

Reis in uzelf, spiegel uw partner

in het wilde meer van de nacht

vang het licht van de volle maan

met vier armen, bepimpel wimpers

als de vleugels van een vlinder

zoek de bron van een rode rivier

vuur in staf, licht in grot – zie

en spreek elkaar bij hoog water

als de sterren vallen boven

de Antwerpse ring.

世上真有幸福婚姻的公式吗？月夜，野湖，蝶翼，繁星，所有的美好都会归于现实。

Bernard Dewulf的小诗来得有些晚，下面这首《既然，爱》（Nu de liefde）出来时差不多已经是2013年年底了，所以印有这首诗的封套在2014年初才被投入使用，而那个时候Bernard Dewulf已经不再是安特卫普的城市诗人了。

Nu de liefde

Nu de liefde haar woord geeft,

zullen de jaren haar spreken.

Nu de liefde een gezicht heeft,

zullen de dagen haar tekenen.

Nu de liefde in het licht is,

zullen de uren haar aanraken.

Nu de liefde eeuwig wil duren,

zullen de minuten haar maken.

永恒的爱，就是经年反复的承诺，日渐改变的容颜，以及时时刻刻的感知和呵护。

2014-2015年的城市诗人Stijn Vranken写的小诗非常短，题目是《我们》（Wij）。

Wij

wij vouwen dit schip

uit tijd voor elkaar

en wenken de wind

met één enkel woord

    zo varen op de verte

    over elke dag van glas

    twee levens lang, wij

    waterpas

婚姻，就是两个人生命中的一段航行。

2017年，城市诗人Maarten Inghels为新人们写的小诗名为《炭球》（Kooltjes）。

Kooltjes

wij zijn gloeiende kooltjes

liggen knetterend op bed

gitzwart van het uur nacht

de maan zwaait voor het raam

ze blaast ons aan tot vuur

这首小诗直译起来很有画面感，具体内容省去。

接下来，就是2018年底Maud Vanhauwaert写的《我们。此地。此刻。愿意》（wij. hier. nu. ja）了，也就是上面所说北外公众号文章中翻译的那首。

我的荷兰语水平显然不能和北外比，下面的翻译出于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wij. hier. nu. ja / 我们。此地。此刻。愿意

en ach, misschien zullen er ooit bergen rijzen / 啊，也许有一天山峦高耸

valleien splijten tussen ons in, zullen wij / 峡谷深裂将我们分开，我们只好

met rookpluimen moeten seinen: weet je nog / 用烽燧传书：“你是否还记得 

daar. toen. wij. Toch / 彼地。彼时。我们？”“当然！” 

maar zolang we niet vergeten dat er een moment / 只要我们不忘记生命中

was in ons leven waarop we dachten / 曾经的那一刻，我们在憧憬

dit en voor eeuwig, dit heden is een eden / 此时及至永远，当下即是乐园

vinden wij ons wel weer in elkaar / 我们就能重新情意相投

en zal ik denken aan wat je ooit onbewaakt / 我会想起你曾经不经意地

tegen mij zei, je had het in oude psalmen gelezen / 对我说：在古老的诗篇中你读到

aan u gebonden ben ik vrij / “与子结发，予我自由”

最后一句很有些哲理：婚姻是束缚还是自由？一般的理解下，婚姻应该还是一种束缚吧。不过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正是因为束缚的存在，才存在相对的自由。所以从今天开始，因为婚姻，我和你“绑”在了一起，从而得到了自由。

北外将最后一句翻译为“与你相缚，便是自由”；大牛将它翻译为“与子成契，得我自由”，前者很准，后者很雅。我用“结发”来对应gebonden，目的是带入双关，结发既表示结婚，又表示一种束缚。

参考出处：

1. https://sqr5.wordpress.com/2014/10/22/%E6%A0%B9%E7%89%B9%E5%92%8C%E6%88%91/
2. http://www.citybooks.eu/nl/artiest/p/maud-vanhauwaert

佛系抗疫日记第十四季

5月30日，第一集

下周，比利时幼儿园和小学将允许全面复课。再过一周，比利时抗疫措施解封将进入第三阶段。那么，现在比利时的疫情数字到底怎么样？作为普通人，我们该对接下来的继续解封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

简单来说，在经过了阶段1a、1b以及阶段2的2周以后，比利时新增新冠感染数、入院人数以及死亡人数都呈稳定的下降趋势。到目前为止，分三次进行的解封措施并没有带来新的一波疫情，我们完全可以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从每天的新增确诊及住院人数来看，因为周末效应以及数据延迟，每周的周三和周四是数据高点，周一和周二是数据低点。从5月4日至今的四周中，每周新增确诊人数的高点逐周下降，从639下降到了257；低点也在逐周下降，从242下降到了137。相信这个趋势还将继续。

从每天的新入院人数来看，同样存在逐周下降的趋势，每周的日入院高点从116下降到了47；低点的逐周下降趋势虽然不明显，但总体上从59人下降到了27人左右。

从每天新增确诊和新增死亡的7日平均曲线来看，确诊人数的下降趋势没有任何疑问。虽然1a开始后似乎下降趋势线的斜率有所变缓，但考虑到社会经济活动的恢复，这样的变化是可以预料到和接受的。

唯一不好判断的是每日新增死亡的变化趋势。从5月4日到5月22日，每日新增死亡的7日平均曲线同样呈现下降趋势，而且斜率和每日新增确诊的7日平均曲线趋势斜率是相符的。从5月22日到今天，每日新增死亡的7日平均曲线开始走平，基本上保持在33人左右，目前这个走平的趋势已经维持了一周。

一般来说，死亡人数的变化要晚于确诊人数的变化3-7天，所有目前尚无理由预计在确诊趋势继续下降的情况下，死亡趋势持续走平甚至会掉头向上。

再等一周，看看趋势有没有新的变化吧！

5月31日，第二集

“比利时人最擅长出其不意的战术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被德军击溃的比利时人今天得到了邻国荷兰和法国的“称赞”。

事情的起因是：比利时解禁小组宣布允许比利时人从本周末起到邻国看望亲友和购物，然而，这个解禁措施并没有事先得到邻国的同意，甚至根本就没有过沟通和商量，所以荷兰和法国对这两天突然大量涌入的比利时人感到十分震惊。

更何况，这已经是比利时人第二次突击行动了，第一次发生在三月初，当时比利时在没有和邻国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关闭边境。

作为比利时居民，我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法国人的反应：他们对“非法入侵”的比利时人进行了“反击”，坚决地将他们赶回到了比利时境内。

两个比利时人骑着自行车试图进入法国，他们说想去2公里外的一所住处看望自己的姐姐，顺便再买点东西。法国警察认为他们的出行不符合法国规定的基本需求出行，所以拒绝他们进入法国。

另有一个倒霉蛋表示，他住在法国，但他的父母住在比利时，他希望像往常一样去看望自己的父母。现在的情况是，他可以自由进入比利时，但当他再回到法国时，将有被罚款的风险——因为法国政府禁止国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离开法国，而去比利时看望父母在目前仍然不属于离开法国的正当理由。

所以，目前的法比边境实际上是一种“单行道”状态，比方允许人员自由进出，法方禁止人员随意进出；搞笑的是，双方并未就此进行过协商。

统一的欧洲，真是一地鸡毛。

6月1日，第三集

新冠死亡数据趋于平稳，我们再回头看看在养老机构中，在过去的这两个月内都发生了些什么。

荷兰媒体Volkskrant发表了一个纪实报告，报告采访了Heerde的Brinkhoven疗养院中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讲述了这两个月内的所见所闻。在3月底到4月中旬，这家养老机构中共有24名居民死亡，占全部73名居民人数的1/3。

以下摘录工作人员讲述的几个小片段。

Judith Kruizenga是这家疗养院的一名护士。一天，她给一个病人用了吗啡镇痛，这能使病人的呼吸稍微顺畅一些。“我想明天早上我就用不上它了。”轻松了一些的病人甚至和她开起了玩笑。当Judith忙完其它的工作再次回到病房时，这个病人已经停止了呼吸。“从开玩笑到死亡，发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在你身边，就在你的眼皮底下。”

Joyce van Marle也是一名护士。疫情之初的一个早晨，她发现一名老妇人躺在地上，显然是半夜从床上掉了下来。Joyce发现这个老妇人体温过低，当时她并没有怀疑面对的是新冠病人，所以也没有穿防护服。“她（老妇人）的手指非常冷，以至于我根本没法测到血氧浓度。”Joyce叫来了救护车，车上的人说老妇人应该是个典型的新冠感染者，但并没有将她带走。“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们这里连输氧设备都没有。那个妇人在那里艰难地喘着气，当天晚上就死了。”

护工Ingrid补充说，当时电视上关心的都是医院中重症床位的短缺，“我当时想，你们真的应该来我们这里（养老院）看看，这里上演的是恐怖片，你无法告诉所有人，这些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像老妇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她们生前没有经过测试，所以她们的死亡也没有被官方数字统计在内。Jos Bleijenberg是这家疗养院的院长，他说：“我们是一个被遗忘的团体。”

83岁的Bertha Nijmeijer是这里的居民，三年前她瘫痪在床，通过电视和报纸了解外部世界。疫情开始后，躺在床上的她通过窗口，有时候可以看到一天之内就有四辆灵车来访，她明白死的人越来越多，“但你必须处理这些，没有别的办法。”住在疗养院大门附近的一些居民对灵车的频繁出现表示不安，他们提出是否可以用别的方式收取遗体。疗养院经理Inge Van Loo表示：“我们从大门迎来住户，自然也应该从大门送走他们。这是公平和公开的原则，我们不能让他们从后门离开。”

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播，新冠病人的葬礼只允许在线远程进行。护工Bianca de Graaf照顾过一个居民，尽管他的妻子有些轻度痴呆，但看得出老俩口的婚姻还是非常幸福的。在这位居民因为新冠去世后，“那个妻子直到现在还在问我：他们是忘记邀请我参加葬礼了吗？”Bianca说，“我无法向她解释。”

随着疫情的发展，疗养院的员工中有1/3的人因病在家，Jos Bleijenberg表示人手短缺，他至少需要3名护士和6名护工。Inge Van Loo通过各种渠道发出招聘启事，“来应聘的人们会问：你那里真的有新冠感染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人手短缺，疗养院提供的护理已经减少到了极限，比如为了节省时间，护工们不再给老人们淋浴，而只是用毛巾仔细擦洗来代替。

20岁的Robin正在MBO学习护理，疫情期间他在这家疗养院担任实习生。有一天，Robin在照顾一个躺在床上呼吸艰难的住户，“我给他拿来些喝的，但他没有反应。”Robin在床边坐下，握住这个男人的手，有些茫然地看着他。在学校中，Robin从未学习过如何照顾濒死的病人，凭直觉，他觉得应该和病人多说说话。“我在这里。”Robin和那个男人说，他把手穿过男人的白发，然后这个男人的呼吸停止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段时间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世，工作人员身上的护理工作减轻了，她们有比之前更多的时间照顾幸存的住户。上周六早上8点半，两名护工敲响了Nijmeijer老太太的房门：“你想洗澡吗？”Nijmeijer老太太说：“我好像都好几年没有洗过澡了！”

一个小时后，老太太躺在水温宜人、甚至放了香油的浴缸中，护工们帮她用洗发水按摩头发。过去几周的焦虑从她的身上渐渐退去，“我真的感觉自己就是个公主。”

报告全文网址：https://www.volkskrant.nl/kijkverder/v/2020/slagveld-achter-gesloten-deuren~v386856/

6月2日，第四集

这几天，欧洲各国小心翼翼的解禁措施被疫情外的因素打了个措手不及——就好比本来在玩Jenga抽木条的游戏，没想到打南面来了个黄马甲，打北边来了个Black lives matter，哗啦一下，积木全倒了。

倒就倒了吧，索性开足马力复工复产，否则真要揭不开锅了。

前几天，欧盟委员会公布了针对冠状病毒史无前例的7500亿欧元刺激计划的细节，目的是帮助欧洲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起来。其中5000亿欧元的资金预计将以无偿援助的形式提供给成员国，另外2500亿欧元以贷款的形式提供。

如下图所示，南欧国家将得到无偿捐助中的大头，其中像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是新冠疫情中受到重创的国家。复苏基金需要所有成员国的一致支持，并将纳入下一个欧盟长期预算。如果该计划最终获得批准，意大利将获得818亿欧元，西班牙将获得773亿欧元，欧洲核心德国和法国也将分别得到388亿欧元和288亿欧元。

比利时分到的蛋糕是55亿欧元，荷兰为68亿欧元，丹麦为22亿欧元，而卢森堡最少，只有2亿欧元。比利时弗莱芒大区总理Jambon之前已经抱怨过：比利时一直是个净买单的国家。估计该计划在同样净买单的荷兰、丹麦等国也将遭遇多方的质疑。

6月3日，第五集

本周，比利时大部分的神兽陆续归位，超过两个半月的居家生活暂时告一段落（不要忘记，再过不到一个月漫长的暑假又要开始了）。

居家期间，父母们的感受已经多次在各个群、朋友圈里分（吐）享（槽）交流过了。现在，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神兽们的感受。

以下是三所大学主持的新冠大调查的一个问卷结果，问题有三个：1. 居家期间最喜欢的是什么？2. 最不喜欢的是什么？3. 每天都做些什么？调查的对象是中小学生，蓝色数据来自男生，红色数据来自女生。

最喜欢的是什么？排名前三的选项都和睡觉有关：可以晚睡，可以晚起，早上不用急急忙忙。可见孩子们平时是多缺觉！紧随其后的选项和家庭有关：可以有更多时间和父母在一起，可以有更多的家庭活动。男女生相比，男生更看重摆脱学校的羁绊，比如作业的负担，老师的唠叨；女生则更喜欢睡懒觉，喜欢可以在街上玩（出人意料！）。

最不喜欢的是什么？被选最多的是没法和朋友一起玩，排名第二的是错过了很多业余爱好和青少年活动。此外，生活显得更无聊，而且动不动就聊新冠也会很烦。健康方面，虽然直接感染新冠或者认识被感染的人并不多，但身边仍然有不少人出现了症状。男女生之间，男生更怕无聊，女生对健康更关心。

平时都做些什么？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比较分散，排名前三的选项分别是：完成学校作业，玩电子游戏和室外玩耍。这个问题上男女生之间的差异明显，男生大多喜欢玩电子游戏或者运动，否则就是发呆（难怪害怕无聊）；女生的活动则分散在阅读、手工、画画、音乐、和家庭和朋友的互动、散步、下厨等其它方面。这么看来，女孩更讨父母喜欢完全合情合理。

6月4日，第六集

VUB搞了个网站（http://coronafacts.be/），提供比利时各个城镇的新冠数据查询。

虽然原数据仍然来自于Sciensano，但和Sciensano只提供各城镇累计确诊人数不同，这个网站可以提供单个城镇1天内、3天内、7天内新增确诊以及累计确诊人数。因此，我们不仅可以知道3月初以来自己所在城镇的疫情总体情况，还可以知道最近一周或者最近几天的疫情变化。

以Beerse为例，累计确诊52人，过去一周内0新增确诊，所以疫情相对稳定。

再以Turnhout为例，累计确诊170人，过去一周内新增确诊8人，过去1天内新增1人。按照疫情爆发至今14周计算，平均每周确诊12人，那么最近一周新增8人表明形势仍然不乐观。

除了可以查询特定城镇以外，网站上还自动将最近几天内新增确诊人数较多的城镇单列出来，标记为风险城镇。比如安特卫普最近7天新增73人，占累计确诊人数的3%；而Riemst最近7天新增9人，虽然绝对人数比不上安特卫普，但它累计确诊总共只有155人，所以7天内新增相对比例高达6%。

这一功能有助于人们快速发现疫情新的增长点，并采取相应措施制止其蔓延。

6月5日，第七集

疫情之下，中小学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师生们的健康；而对于大学来说，除了健康，如何保证考试的有效和公平也是摆在面前的一大难题。毕竟，六月份是考试月。

这两天，根特大学爆出一个消息：该校400多名土木工程专业本科一年级的学生不得不重新参加一个考试，因为在前次进行的在线考试中被发现有一群学生私下里交换答案作弊。大学宣布考试无效，作弊的学生被记0分，而其他学生需要重新考一次。

学校有关方面称，虽然在在线考试之前曾经对作弊的可能性有过估计，但显然现实中的违规行为比他们的估计要严重很多。因为他们在阅卷中发现了相似答案惊人地多，这些答案很可能是考生们在考试期间通过聊天软件互相传播的。

其实呢，作弊是人的天性，在没有足够监督的条件下，确实很容易过界。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不少中学生学科竞赛也不得不在线进行，对竞赛公平性的质疑一直都存在的。对于以开放性问题为主的竞赛来说，一来难度较大，不是随便在网上搜搜就能有所收获；二来考生之间存在直接竞争关系，所以在线作弊的概率较小。弗莱芒区今年的学科竞赛中，只有一项竞赛的二试全部由选择题组成，而且答案基本上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找到，所以这个比赛今年的平均分比往年有显著的提高。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好几项中学生学科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都在采取在线的形式进行，这里不仅涉及到对每个国家代表队比赛过程的监督，其公平性还受到了时差的影响。对于组织者来说，今年实在是太难了！

佛系抗疫日记第十三季

5月23日，第一集

这两天，比利时每日新增确诊人数有所抬头，不少人担心这个趋势是否说明当前的解禁措施过于宽松，是否会带来新的一波疫情。

以我看到的趋势来看，问题不大。

我们把从4月27日至今每天新增的确诊人数和每天住院的人数做一个折线图。注意，这里指的是新住院人数，而不是住院人数的变化，后者是受新住院人数影响，也受出院人数、转ICU人数和死亡人数等数据的影响。

在图的右侧，可以看到暗红色折线表示的每日新增确诊人数确实有增加的趋势，连续四天递增，从192人增加到了299人，增幅在50%左右。如果观察一下1a，1b和2三个阶段的开始，可以观察到类似的增加趋势：1a开始时一天之内从272增加到639，增幅为135%左右；1b开始时在两天内从202增加到356，增幅为75%左右。

可以看出，三个不同阶段的开始，给每日新增确诊带来的增幅是不同的，从135%到75%再到50%，呈下降趋势；时间上从1天到2天到3天，呈拉长趋势。这个图很好地解释了媒体上曾经反复说到的所谓“压平曲线”，即尽量拉长趋势的时间，以压低趋势的幅度。从这个意义上，目前解禁形势是可控的。

另外，再观察一下每日住院人数。在这三个时间点，住院人数上同样存在三个增长趋势，但这三次增长的幅度都不大，而且斜率一次比一次小，解禁措施带来的住院人数增加同样处于可控情形。

基于以上两个数据，可以看到，虽然比利时各个指标数据下降的速度并不快，但每次放宽措施对疫情带来的影响仍然处于一个安全的范围。随着下周一第3阶段的开始，某些数据也许还会有抬头的动作，但如果增长幅度在一定范围之内，时间上尽量拉长，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有过多的担心。

5月24日，第二集

弗莱芒区的餐饮业者协会希望下周就可以重新开放咖啡馆和餐馆，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要到6月初才会讨论这个问题，最早估计也要等到6月8号了。

尽管如此，餐饮业者也可以为重新开放做一些准备。其它国家的餐馆在重新营业中已经有了一些有趣的创意，有些比较实用，有些比较搞笑。

首先是保证足够的社交距离。

德国的一家咖啡馆给每个顾客戴上了一顶特制的帽子（图一），帽子上绑着三根游泳池用的浮条，人们一旦互相靠近，浮条就会碰到对方——同时因为浮条的海绵材质，这种碰触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泰国曼谷的一家餐厅为了保证客人之间足够的距离（图二），除了采取在座位上贴禁止标识以外，还在空座上放置了一个纸板做成的龙。社交距离是保证了，只是在这条龙对面吃饭，不知道会不会有好胃口。

其次是减少就餐的孤独感。

因为要保证社交距离，势必就会要求单独就餐，形单影只地吃饭，胃口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澳大利亚的一个饭店在座位上放置了不少纸板做的假人（图三），试图营造一种温馨的气氛。如果我是顾客，估计宁可选择没有假人的餐厅吧。

同样是为了营造气氛，越南的这家饭店做得更好（图四），他们的座位上放置的不是纸板假人，而是熊猫玩偶，看上去要生动和柔和很多，几乎没有违和感。

第三，能不能做到既安全又有社交？

以色列人从来不缺少黑科技，这次他们带来了一种带遥控装置的口罩（图五）。在就餐时，人们可以通过遥控装置打开口罩机关，从而可以把食物送到口中；在切割食物时，则可以保持口罩的密闭，减少被感染的机会。在我眼中，这个玩意儿中看不中用，防护效果远不如看上去那么好。

相比之下，法国人的这个设计似乎更好（图六）。这个设计通过透明塑料将餐桌进行隔离，每位顾客被一个塑料罩所保护，在就餐过程中顾客们可以自由交谈，并且飞沫不会传播到对方的食物上或者面部。

可以想象，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餐饮业走向解封，我们将看到更多好的创意。

5月25日，第三集

曾经的抗疫模范、“鸭子划水”的践行者新加坡自4月初疫情爆发，至今已经将近两个月，目前日新增确诊仍然在五六百例左右。在新加坡，疫情爆发的地点主要是客工（外籍劳工）聚集场所，绝大多数的确诊患者也是客工。

如今，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荷兰。

上周，荷兰海尔德兰省的一家肉类加工公司被迫关闭，因为该公司被发现有45名员工感染了新冠病毒，包括这些确诊的员工在内、目前一共有600多名员工处于家庭隔离状态。根据荷兰工会联合会透露，这45名确诊员工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临时工。

出于劳动力成本的考虑，西欧各国每年都准许来自东欧的外籍工人前来从事季节性的工作，有不少工人从事渔业（这也是因为疫情目前市场上鲜鱼供应紧张的原因之一），更多的工人从事农业采摘。意大利25%的农业作业需要大约35万季节工，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东欧，而德国的草莓和芦笋也都出自东欧季节工之手。

这次在荷兰肉类加工厂被确诊为新冠阳性的工人们主要居住在荷兰和德国边境，他们平时靠职业介绍所牵线，肉类加工只是他们的临时工作之一。和新加坡的客工类似，据工会介绍，这些临时工通常共用一个8-10平米的房间，居住密度高、卫生设施差，通勤也挤在一个小型货车里。恶劣的居住条件成为了病毒传播的温床。

同时，肉类加工厂因为在工作中无法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所以成为最容易被病毒击中的行业。尽管如此，专家们表示人们没有必要对肉类的安全过度担心，因为没有任何病例和科学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以通过食物传播。病毒的生存需要一个活体，而肉类从加工厂到消费者的厨房一般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病毒无法在食品上存活。

不过作为预防，新冠疫情下最好不要食用生鲜产品，食物在加温至50-60度时，新冠病毒将在30分钟内被杀死；如果加温到100度，病毒将被秒杀。

5月26日，第四集

疫情下的隐情。

上周开始，比利时的新冠疫情追踪呼叫中心开始运作，不过出人意料的是，450个呼叫人员总共才打出去600个电话，平均每人不到2个电话。这不是呼叫中心在偷懒，而是患者给出的密接人数和信息有限，而且愿意接电话的密接人也非常有限。

呼叫人员根据确诊患者提供的信息拨出电话，很多时候并不能联系到密接人员，有时候患者提供的电话号码不完整，有时候电话号码是空号，有时候电话拨通了但没有人接。对于平均每个患者来说，呼叫中心只联系到1到1个半密接人，这显然不能反映客观接触情况。

家庭医生Maaike Van Overloop认为，这是因为很多人实际上拥有多个性伴侣，而且做了封禁措施所不允许的事情。此外还有不少人不愿意公开他们在工作中的一些危险接触，因为他们的工作本身不合法。比如那些打黑工的清洁工，他们和在家办公的雇主有着密切接触，但因为这份打扫工作涉及申报问题，所以他们不愿意将这个接触告诉疫情追踪调查人员。实际上，黑工的这种隐瞒做法给他们的雇主带来了危险。

有效的疫情管控和个人隐私本身存在一定的矛盾，欧盟就疫情追踪手机app的使用已经有过好几轮的磋商，但仍未取得一致性意见。在新冠疫情下，如何在保证个人隐私和公众安全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对于任何国家、甚至任何行业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

5月27日，第五集

如23日所分析，比利时疫情在总体上仍然处于可控之中，虽然在林堡省的Sint-Truiden和某些养老院中出现了新的增长苗头，但每日新增确诊和每日新增死亡的数据仍在缓慢的下降趋势之中。

数据的向好极大地缓解了人们的焦虑，同时也极大地“纵容”了人们去“玩火”。不少人的意识似乎又回到了3月初：新冠也就是个大号流感嘛；新冠只对老人危险，一般人得了最多是个轻症等。不管承认不承认，不少人事实上有意无意地在违反宽松措施，这里面有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也有在同一个群里聊天的国人朋友——连中国人都开始四处走亲访友了，可见气氛之乐观。

不过，该遵守的规定最好还是遵守，怕不怕被病毒感染是一回事，会不会收到警察叔叔的罚单又是另一回事。咱们中大多数人还处于用健康换金钱的年龄，所以肯定不会和自己的钱包过不去的，你说对吧？

所以，哪些举动有可能收到罚单呢？

“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开车去海边，独自蹲在沙滩上喂一下午海鸥，不发一语，当晚再开车回来。”对不起，这种梁朝伟式的出行是不允许的。

“仲夏者，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餐乎野。”对不起，和朋友们在公园里野餐也是不允许的。

火车上，热了，累了，渴了，可以摘下口罩喝口水吗？对不起，只能忍着，规定要求12岁以上的乘客在火车上必须全程佩戴口罩（非常滑稽而不人道的一个规定）。

5月28日，第六集

朝令夕改，混乱不堪。

在中小学幼儿园逐步复课的紧要关头，有关部门在昨天夜里公布了新的宽松政策，这个举措让不少学校一头雾水，让大多数低龄学生家长陷入了不安。

和上周五时的说法不同的是，新的政策不再要求孩子们在幼儿园和小学里保持1.5米的社交距离；同时，也不再要求在教室里为每个孩子提供4平方米的空间。

病毒学家Van Ranst解释说：孩子们首先想成为孩子。意思是，孩子天性就应该混在一起玩，而且病毒在孩子中的传播风险要比成人之间小很多。

我不知道“专家”得到以上的结论是基于哪一项研究成果，是否有数据支持这个结论。虽然中学复课的政策没有变化，作为中学生的家长，我只是纯粹感觉他们拍脑袋说起话来比拍砖还要容易。

现在，新的复课政策如下：

对于幼儿园，6月2日开始可以全面复课，不分班，不需要保持距离，上课时老师也可以不戴口罩。和疫情之前相比，唯一的不同是，老师之间接触时建议戴口罩。

对于小学，6月5日开始可以全面复课，学生不应戴口罩，教师之间距离不足时建议戴口罩，小学生之间不再要求保持距离，4平米的空间也随之取消。一个班就是一个接触气泡，所以在操场上玩耍时同一个班级的孩子尽可能地在一起。

对于中学，没有变化。6月2日开始，除了已经复课的毕业班以外，二年级和四年级也可以复课，每周最多两天；一、三、五年级仍然需要来校若干天以结束本学期。在中学，对社交距离和4平米的要求仍然有效，强烈建议学生和教师戴口罩，每个教室最多容纳14名学生。

5月29日，第七集

如何看待与新冠有关的研究结果？我的回答是“让子弹飞一会儿”。

新冠疫情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我们从多个渠道获得与新冠有关的新闻和报道，其中有很多来自于专家、学者、科研机构和制药公司的研究结果。有意思的是，不少研究的结论相互矛盾，吃瓜群众们究竟应该相信谁呢？

除了充斥着假新闻和劲爆眼球文章的自媒体和社交网络以外，这次疫情还带火了几个学术论文预印本网站，比如medRxiv和bioRxiv。疫情开始之初，medrvix上每天差不多有20多篇和新冠有关的论文，随着疫情的发展，现在每天大约会出现100篇和新冠有关的论文。

所谓预印本网站，类似于一个交互式的科研论文留言板，在论文正式发表之前，作者可以自行将这些成果提交到预印本网站，而无需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对于读者而言，最具有吸引力的是浏览这些待发表的文章是免费的。当然，这些网站上的大多数论文都是经过严谨认真的研究和撰写得到的，根据统计，这些网站上的文章差不多有1/2到2/3最终都得以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

不过在新冠疫情的推动下，也有一些作者为了抢跑道、博眼球在预印本网站上发布一些质量低下的文章，它们混杂于平均水平本来较高的文章中，在一些不明真相的媒体的推动下，成为“十万+”的爆文。比如，印度人那篇称新型冠状病毒系人工插入HIV基因结构片段的文章就发表于biorRxiv上；而来自美国、称接种了卡介苗疫苗的人群不容易感染新冠病毒的文章，以及来自中国、称新冠病毒感染可能导致男性不育的文章，都来自于medRxiv。

原本用来快速分享科研成果的平台，现在被人有意带节奏，甚至可能成为科学谣言的源头。

预印本网站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从5月中旬开始，medRxiv和bioRvix两大网站开始对稿件进行审查，虽然不能和同行评议期刊的科学严谨性相比，但通过审查至少可以筛选掉一些存在明显抄袭或不科学内容的论文。bioRvix的审查周期为2天，medRvix的审查周期则为4-5天。

同时，两大网站都贴出免责申明，提示网站访问者：网站上所发表的论文未经同行评议，不应被视为结论性的、可以用以指导临床实践/健康相关行为，也不应作为既定事实在新闻媒体进行报道。

佛系抗疫日记第十二季

5月16日，第一集

截至5月16日，比利时官方统计中的新冠死亡病例9005例，其中4302例发生在医院，4610例（包括3549例未确诊）发生在养老机构，医院和养老机构差不多各占一半。

这个比例有问题吗？这么多老人在养老机构死去，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救治？

出于直觉，很多人对上面疑问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作为一个中国来的移民，我在认知中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多数老人的死亡应该发生在医院，发生在抢救无效之后。不过，在下任何结论之前，我们都应该尽可能地从其它数据源找找信息，看看是否支持/推翻我们的结论。

我找到的是比利时弗莱芒大区护理与健康部门的官网，上面提供了2002年到2017年弗莱芒大区人口死亡地点的统计。因为2017年尚未有新冠疫情流行，所以这些统计数据反映了无疫情发生时人口死亡地点“自然”的变化趋势。

从图二可以看出，根据2017年弗莱芒大区人口所有死亡记录，有45.3%的人死于医院，30.7%的人死于养老机构，在家去世的占21.3%，另有2.7%的人死于其它地点。注意到，这里的统计包括了所有死亡情形，比如自杀，交通事故等。由此可见，在没有新冠的2017年，养老机构已经是弗莱芒大区至少近1/3的（老年）人的生命终点。

再看看图三，这里分性别统计了从2002年到2017年弗莱芒大区人口死亡地点所占比例的变迁。总体上来看，从2002年到2017年，越来越多的人死于养老机构（蓝色柱状图），越来越少的人死于医院（绿色柱状图），死于家中（浅蓝色柱状图）或其它地点（深蓝色柱状图）的人则变动不大。这个规律对男性和女性都适用。

因为这个规律，我们可以粗略推断：从2017年到2020年，会有更多的人在养老机构去世，去医院进行抢救、最终抢救无效的人会进一步减少。注意到2017年女性在医院和养老机构去世的比例已经非常接近于1:1；而在今年新冠死亡病例统计中，老年女性占大多数，由此看来，新冠死亡4302例发生在医院、4610例发生在养老机构的比例完全可能是一种“自然”趋势的体现。

新冠疫情下，在有关机构的主观意识中是不是仍然存在有意放弃对老人的救治，我不敢断言。但至少从以上分析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或者这种主观意识带来的后果并不明显。

数据来源网址：https://www.zorg-en-gezondheid.be/plaats-van-overlijden-2017

5月16日，番外六

5月16日ACPB视频交流发言摘要。

一、什么是佛系抗疫？

“佛系”这个词，本意是调侃比利时有关部门在疫情之初的过于乐观和自信。随着疫情的发展，在朋友圈记录和分享的、以“佛系”为标题的抗疫短文形成了一个80多篇的系列，内容上包括对疫情数据和抗疫措施的分析和解读、在全球疫情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以及普通人工作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方面。

二、佛系的含义。

1. 理解抗疫的多样性。

新冠疫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自二战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既具有全球大流行的共性，又具有地域多样性。不同的国家因为不同的国情，在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经济实力以及全球产业链中所处位置上存在差异，所以在抗疫措施上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具有标准答案的作业可以照搬。

2. 从多个视角看待问题。

大家都知道盲人摸象的故事，摸到腿的盲人认为象是一根柱子，摸到肚子的盲人认为象是一堵墙。两个盲人获得的信息都是真实的，但不够全面，所以不能得到大象的准确形象。

关于新冠疫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专家，客观上信息的来源和可靠度都有限，我们就像一群摸象的盲人；但如果我们在主观上对不同来源的信息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广览、兼听，独立思考，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疫情的发展有着更为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和判断。

以比利时惊人的16%的新冠病死率为例。

根据养老机构核酸普测结果，出现症状的住户中阳性率只有1/4，由此估计，养老机构上报的4600个死亡病例中有3/4很可能并不是新冠患者。扣除这个数字，比利时的新冠死亡总人数将只有5600例左右，这和比利时人口死亡监控机构的同比统计结果相符。

再根据人群中超过6%的抗体阳性率计算，比利时实际感染新冠的人口大约为70万人。感染70万人，死亡5600人，比利时新冠实际病死率在0.8%左右，这个结果和新冠病毒本身的致死率也是相符的。

3. 保持平和的心态。

因为新冠疫情，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不同的人出于其背景、经历和立场，在网络上发出不同的声音是十分正常的。面对这些不同，我们不妨使用一种佛系的心态来对待，不必强求大家统一观点，更不必因此着急上火。

在生活中，战略上，避免过度关心疫情造成不必要的焦虑；战术上，根据复工、复课的逐步展开采取必要的防护，让自己和家人保持身体和心理上的健康状态，这就是普通人抗疫的胜利。

三、杨森制药在新冠疫苗研发方面的现状。

目前杨森制药有3个疫苗候选物正处于设计和合成阶段，预计九月份开始人体临床试验，争取在明年一季度进入市场。杨森制药的优势在于其完备的供应链和生产能力，一旦候选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确认，公司就可以尽快地实现疫苗的量产。

当然，因为抗疫形势的复杂性和疫苗研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疫情的长期存在很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新常态。

5月17日，第二集

在这个出产《丁丁历险记》、《蓝精灵》的国度，人们的漫画天赋还是值得被肯定的，在新冠疫情之下同样如此。

比利时从来不缺漫画家，也不缺少幽默和自嘲。就算是出于小国寡民的心态吧，大多数漫画其实并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和意图，就是靠损一损别人乐一乐，实在找不到别人损，那就损一下自己乐一乐——反正为的就是找个乐子。

特殊时期，时不时地乐一乐也是蛮重要的。

5月18日，第三集

德法一直是统一的欧洲的双核，不过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这几个月中，德国尤其是法国并没有起到欧洲核心的主导作用。今天下午，默克尔和马克龙终于“坐”到了一起，就在逐步解封阶段欧洲在健康和经济层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统一行动进行了讨论。

据估计，因为疫情欧元区今年的经济总体上将萎缩7.7%。在之前的欧洲财长会议上，法国一直支持西班牙和意大利，建议欧盟发行新冠债券筹措资金；而德国、奥地利和荷兰则反对将债务共同化。

今天，默克尔和马克龙达成一致，同意启动一项价值5000亿欧元的援助计划，帮助因为新冠疫情而处于危机中的欧洲各国。这也被看作是德国等财政保守的国家对法国牵头的南欧国家的一种妥协。

因为这是一项援助计划，所以接受援助的部门和地区并不需要偿还这笔钱。尽管基金很可能主要通过发行欧盟永久债券来筹集，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项计划仍然需要成员国同意。

根据估计，羊毛中的大部分将花在这次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经济复苏、绿色和数字化转型、以及产业主权等方面。

另外，两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写道，欧盟应自行研发新冠病毒疫苗。

5月19日，第四集

昨天，比利时中小学重新开门，迎接部分年级的神兽归位。

关于复课，解禁小组公布了简明的指导措施，比如12岁以上的孩子必须佩戴口罩，比如教室中每个孩子应该独享4平方米的面积等等。不过在实际中，每个学校仍然有较大的自主权，决定如何落实这些措施，以及是否采取额外的措施防止病毒的传播。

有朋友展示了他家孩子学校的照片，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重新见面后非常亲切，搂在一起拍照，没有足够的距离、也只有一个孩子戴了口罩；而另一个朋友则表示，孩子所在的小学要求很严格，几乎人人都戴了口罩（按照指导原则并不是强制要求），而且严格执行了洗手和保持距离等原则。

在比利时的指导原则中，保持社交距离一直排在重要性的首位，优先于佩戴口罩，因此学校也想出了不少点子来保证孩子们之间足够的社交距离。

也许受到杭州某学校一米帽的启发，Lubbeek的一所小学采用了他们独创的方法（希望大师兄不要有异议）：每个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孩子都分到了一个专属的呼啦圈，上面标有数字和标志性动物以示区别。孩子们在学校中始终带着这个呼啦圈行动，不论是坐在教室里，还是在操场上玩耍，不论吃点心和水果的时候，还是去上厕所，孩子始终不能离开这个呼啦圈——当然，在上厕所时，圈是取下来放在门口的，这样别的孩子就知道厕所里有人。

学校校长解释说，这个做法并不是永久性的，它的目的是教育孩子们必须保持社交距离，养成他们保持距离的习惯。当这种意识和习惯被养成后，学校将从他们身上撤去呼啦圈。

5月20日，第五集

和动物相比，人永远是更为自私的物种。

Waregem的一家宠物收容所最近停止了宠物领养业务，因为他们发现来领养宠物狗的人们动机并不那么单纯。

一般来说，从收容所领养动物需要填写一张长长的表格，回答各种领养以后可能碰到的问题，收容所甚至会要求领养者提供家中花园的照片，以证明他们可以给予狗狗们足够的空间。

在平时，这家收容所每周平均收到2份领养申请；新冠疫情开始后，尤其是禁足令实行后的几周，领养申请数逐渐增多，每周达到3-4份。人们在禁足期间有大把的时间无所事事，感到孤独，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有个宠物作伴，或者希望可以经常出门遛狗，这本来是很好理解的。

不过在领养过程中，收容所发现不少领养者并没有想好领养后应该怎么做，比如：如果领养者重新去上班，没有时间照顾狗怎么办？不少领养者对这样的问题显然没有准备，面面相觑。甚至有领养人提出，现在他们想将狗领养回家，在疫情过去后是不是可以再把狗还回来。领养成功后，收容所也会派出巡视员，实地了解被领养宠物的现状，一旦发现情况不好，他们有权改变领养关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条宠物狗被结束领养关系，回到了收容所。

现在，这家收容所已经暂停了领养业务，所幸那里还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这些宠物狗。对于这些狗狗来说，与其被自私的家庭领养，还不如呆在收容所里更为幸福吧。

5月21日，第六集

荷兰和比利时同属低地国家，两个国家各有所长，虽然很难在科技水平上进行对比，但我觉得荷兰人至少在想象力上要更胜一筹。

因为新冠疫情，比利时的室内游泳池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不过荷兰人已经率先开放了他们的泳池。荷兰安全委员会的专家顾问Andy Hoepelman说：“（游泳池）是安全的，因为氯可以杀死病毒。”

荷兰人进一步解释说：在室内游泳池中，氯的浓度在0.5-1.5毫克/升。当氯的浓度为1.5毫克/升时，新冠病毒将在10-30秒内死亡。在较低浓度下，病毒死亡需要更长的时间。此外，游泳池水中的病毒也被稀释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米半的距离内游泳，那么病毒在接触到另外一个人之前将被稀释100倍到10000倍。

我不得不承认，专家的上述计算还是相对准确的——不过他似乎有个错误的假设，那就是水体并不是新冠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人们之间的飞沫传播和相互接触仍然是最大的危险。游泳池里显然无法佩戴口罩，如何防止人们在泳池里打喷嚏、大声说话？如何在泳池里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如何避免病毒在泳池附属的公用设施上的附着？这些问题显然不能通过水中添加的氯来解决。

不过呢，安全委员会永远只需要结论，不需要论证过程，在荷兰如此，在比利时也是如此吧。

5月22日，第七集

接着昨天说科技能力和想象力。我们的邻居想象力是不错的，科技能力应该也不错，不过很遗憾，疫情以来也没见着多少值得一提的发明……哪怕是发现。

相比之下，印象中只有萨瓦迪卡和芭提雅的东方佛国倒是有了一款新的应用。最近泰国的一家大型购物中心重新开门，人们惊奇地发现所有的电梯上都被安装上了一种特殊的踏板。在电梯外，两个踏板替代了上升和下降两个按钮，而在电梯里，更是有一排踏板，每个踏板表示一个楼层。

通过这个装置，人们用脚就可以使用电梯几乎所有的功能，不需要用手去按按钮，从而避免了因为接触按钮而感染病毒的风险。

当然，我不确定电梯是不是橙子国生产的、或者踏板是不是橙子国帮忙给装上的。不过泰国是正宗的佛国，人家的抗疫可是正宗的佛系抗疫，所以必须给点个赞！

佛系抗疫日记第十一季

5月9日，第一集

前社会党SP.A主席Johan Vande Lanotte撰文批评政府的抗疫政策：我们牺牲了老人。

“我并不是代表SP.A在这里发言，只是作为一名公民，对护理中心所做的选择表示十分不满意，如果我的父亲仍然住在那里，并且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我一定会去法庭控告他们。”

“为了避免出现医疗资源挤兑，在十天之内政府增加了2000个重症监护床位，这非常好。但是与此同时，政府决定让老人们尽可能得留在护理中心。所以在这次疫情中，最弱者没有得到足够的照顾。即便有些老人已经出现呼吸困难，即便他们已经75岁，他们留在护理中心，没有足够的护理，没有呼吸机，也没有去医院得到救助的选择。结果，老人们在护理中心离世，医院里并没有发生医疗资源挤兑，因为我们已经为老人们做好了选择。”

“老人们死于这种选择，我并不是说这是对政府的批评，因为这个选择应该来自于医学界，应该符合道德原则。我不做判断。但是作为这个国家的居民，我对此感到难过，我认为 我的父母都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有更好的办法吗？建立更多的重症监护资源？也许吧。医院在疫情之下的运作堪称完美，但这是以牺牲这些护理中心的老年人为代价的。我们牺牲了那些75岁以上的老人吗？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5月10日，第二集

“今年过年回姥姥家还是回奶奶家？” 新规之下，比利时人也面临了类似的难题。

从今天开始，比利时人允许拜访另一个家庭，但必须遵循四人原则。前几天已经解释过这个复杂的规则，简单来说，如果一对夫妻要在母亲节拜访孩子的祖母，那么将面临一个选择：要么去姥姥家，要么去奶奶家。

按照四人原则，如果一家人去姥姥家做客，那么将与姥姥家挂钩，所以不能再去奶奶家；同样，如果去奶奶家做客，那么将与奶奶家挂钩，不能再去姥姥家。

分头行动呢？爸爸去奶奶家，妈妈去姥姥家？对不起，按照四人原则，哪怕家里只有一个成员去了奶奶家，那么家里的其他成员也被视为和奶奶家挂钩，所以只要爸爸去了奶奶家，哪怕妈妈独自去看望姥姥也是违反规定的。

有没有合规又两全的做法？有！那就是姥姥和奶奶可以同时被邀请到孩子家做客，这样可以同时满足爸爸和妈妈的需求。当然，这个做法的前提是姥姥/姥爷和奶奶/爷爷身体情况尚可，可以安全开车上路。

另一个有趣的难题发生在林堡省某个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相邻的小镇Smeermaas van Lanaken。

马斯特里赫特有一家花店跨越荷比边境线，花店的总体属于荷兰，但是有部分货架放置在比利时这边。因为荷兰一直没有实行关闭商店的措施，所以该花店一直营业；但比利时人无法越过边境去买花，因为不属于essential需求的越境行为；同样也不允许在境内的花架上买花，因为根据lockdown措施，花店不属于essential需求的商店。根据新的宽松措施，只有在下周一开始，花店才能重新开门。

所以，比利时人能做的只能凑到花架边闻闻花香，却不能在这里买一把花送给自己的母亲。花店老板对此表示无语。

5月11日，第三集

居家令限定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对于自然界是不是总是一件好事？

第一感觉，对于自然环境来说肯定是有利的。人类的户外活动锐减，经济停摆，温室气体排放少了，污染物排放少了，很多地方重现蓝天白云，云淡风轻。

对于植物来说，这个春天也是它们最欢快的春天。在奥斯坦德的沙滩上，因为游客禁令，这里长出了不少香花芥。这种植物一般生长于沙丘之上，因为今年的禁足令，海滩上没有游客，也没有沙滩清洁机器的定期清理，这些种子得以在沙滩上平静地发芽、生长。

对于动物来说，尤其是野生动物，这个春天应该也是幸运的。根据比利时自然保护部门的数据，由于禁足措施的实行公路上的车流量减少了80%，因此这两个月以来死于交通的野生动物要比往年少很多。在春天，动物们往往需要长途跋涉寻找交配对象，它们不得不穿过公路甚至高速公路，平均每年有2000多起包括刺猬、貂和野兔被车撞死的事故，今年则只有772起事故报告。

另外，不少动物开始出现在城市里。比如米兰在禁足令开始后，人行道上出现了不少蟾蜍，山羊出现在威尔士小城Llandudno的街道上，而比利时林堡省的农民们也越来越担心野猪们对农田的侵害。对于这些动物来说，更频繁地进入人类生活区并不总是一件让人心安的事情。蟾蜍从水沟中爬到人行道上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山羊和野猪的出现或许说明它们在自然界缺少足够食物，从而不得不走近人类的生活圈。

另一方面，还有很多本来就依赖于人类投喂生存的动物，它们在新冠疫情下日子却大不如从前。比如，广场鸽的食物来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游客，又比如日本奈良的那些鹿，因为没有游客所以饿着肚子走入了居民小区觅食。类似的例子还有某些景点的猴子，港口的海鸥等等。

因此，新冠疫情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给植物和动物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疫情发展成为长期性、周期性的“新常态”，那么无疑也会对自然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5月12日，第四集

从5月4日解封1a阶段开始，到昨天5月11日解封1b阶段开始，比利时实行宽松措施已经有差不多7，8天了。不少朋友看到每天公布的数字出现波动，对疫情的变化有些担心。在我看来，这些波动很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一些。

我们能看到的波动主要有两个：一是从5月6日开始，连续4天每日新增确诊在500例以上或者左右，二是5月6日公布的5月5日新增死亡339例，其中计提了229例在过去一个多月内的统计偏差。

第二个波动基本上不用担心。因为这229例死亡发生在3月24日到5月4日之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纳入统计，5月5日的数据只是对此数据进行校正。从图中可以看到，从4月23日到5月4日，每日新增死亡呈现下降趋势3；而从单日计提229例的5月5日以后，从5月6日到今天，每日新增死亡也呈现出下降趋势4。所以尽管7日平均新增死亡曲线被抬高和走平，但这种变化来自于单日计提，不影响总体的下降趋势。

第一个波动中的不确定性更多一些。同样从4月23日开始，每日新增确诊数据处于下降趋势1之中。5月6日新增确诊重新回到639例，保持4天高位之后开始下降，呈现出下降趋势2。

个人认为，5月6日开始的这四天高位不是因为解封1a阶段开始造成的。从感染到症状出现，到情况严重需要核酸测试，再到测试结果出来，一般的周期是7-10天。所以，即便5月4号1a开始造成感染率飙升，那么反应在新增确诊数据上也应该是一周以后。

再对比一下Sciesano公布的测试量柱状图，我们可以发现从5月4日开始总测试数、尤其是通过实验室网络进行的测试数得到了大幅增加。因为从测试到出结果一般需要1-2天，所以5月6日开始的新增确诊增长很可能可以归因于测试样本的增加。

当然，要验证以上猜测，还需要观察一下接下来几天的数据，如果新增确诊仍然可以保持在下降趋势2之内，那么可以相对放心；如果接下来几天数据开始明显掉头向上，那么基本上可以归因于解封措施带来了新的一波疫情。

另一个可以观察的点是今后几天的每日新增死亡数据，历史数据表明，新增死亡的峰值一般在新增确诊峰值后的5-7天出现，这也是重症病人在医院和ICU病房中救治无效的平均时间。

5月13日，第五集

复课还没开始，已经有教师抱怨戴着口罩将无法展现他的表情和口型，对教学效果造成不良影响。

同样，公交车上12岁以上全员戴口罩的规定才施行十天，De Lijn公司的部分司机今天向工会提出不再戴口罩的要求，他们认为在保证足够的社交距离的情况下应该同意司机取下口罩。根据这些司机的反映，戴着口罩会出现头疼、恶心的感觉，使得他们无心观察道路情况，容易造成车祸。

我曾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跑通勤，其中有一段长达一个小时的巴士旅程。比利时的巴士绝大多数没有安装空调，通风只靠顶部两个很小的窗口。这种车型在夏天的下午绝对是个烘箱设定，可以想象戴着口罩的司机确实不大好受。

不过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烘箱”设定，车厢是个长时间密闭的空间，所以尽管有足够的社交距离，但密闭的环境无疑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摘下口罩，是不是过于心大了？

不过司机们的一个诉求是比较合理的，即在调度车或者空车无乘客的情况下司机应该被允许摘下口罩。虽然车厢中仍有病毒残留的风险，但整个车厢只有司机一人，这种风险相对较小。

与此同时，弗莱芒政府交通部长许诺在本周五之前在所有公交车上配备保护司机的软塑料隔离屏，这为司机们摘下口罩的诉求提供了另一个理由。

有人评论说：他们（司机们）喊着要保护措施，于是他们有了口罩；现在又喊戴着口罩不舒服。他们到底要怎样才行？现成的办法有一个：给你们一张C4（解雇文件），然后去医院工作吧，那里你们将得到全套保护设备……这次又是De Lijn的工会在背后捣鬼。规则就是规则，任何人都必须遵守。

5月14日，第六集

安特卫普大学、哈塞尔大学和荷语鲁汶大学联合进行了一项名为“新冠大调查”的研究，研究者每天公布一个新的问题邀请公众回答，同时公布一个过往问题的调查结果。在已经进行了的8轮活动中，一共有近212万人次参加了问卷调查。

其中，5月11日公布的结果与“你家里有几个口罩”这个问题有关。在图一中，灰色柱状图表示4月28日的统计，紫色为5月5日的统计，绿色为5月12日的统计。横坐标从左到右，口罩数量依次为“没有”，“1个”，“2个”，“3-5个”，“6-10个”和“多于10个”。

很显然，在4月28日时，大多数人家里没有任何口罩。一周过去后，大多数人家里已经准备好了3-10个口罩。而两周后，差不多1/3的被调查者家中有10个以上的口罩，家里没有口罩或者只有1个口罩的人只占10%。

而另一个关于社交距离问题的结果相当有意思。问卷问题是“你遵守与他人之间1.5米的社交距离吗？”。在图二中，柱状图颜色代表的日期和图一相同，横坐标从左到右的回答选项为“从不”，“偶尔”，“经常”，“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如此”。

很显然在总体上，绝大多数人还是遵循这一原则并身体力行的。有趣的是在最右边的两个选项上，从4月28日到5月12日，选择“大多数情况下”的人比例逐渐升高，而选择“总是如此”的人比例逐渐降低。这个结果可以解释为随着疫情趋于稳定，人们心里的恐慌和紧张得以缓解，在行动上反而开始轻视可能出现的病毒传播。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有趣，问卷调查的是“在疫情之下你是否和某人的关系变得紧张？”，问卷的结果按日期分页显示。以5月5日的结果为例，横坐标为受调查者的年龄，纵坐标为关系紧张的对方的年龄，每个方块的颜色表示在调查中出现的频率。

可以发现，在家关了快两个月的“神兽们”是情绪上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人群，0-17岁的年龄组和每个年龄组都有冲突。9个方块中频率最高的是18-70岁的受调查者与0-17岁年龄组的紧张关系，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表示和神兽们有冲突，这差不多反映了父母和孩子的紧张关系。排名第二的是神兽之间的紧张关系，差不多应该是同时停课居家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而关系最轻松的要数18-70岁的受调查者与70岁以上年龄组，这反映的是父母和祖父母之间良好的关系。

其它问题及结果请访问该研究的主页：https://corona-studie.shinyapps.io/corona-studie/?full=1

5月14日，第七集

今天我学到了一个新词，叫做trikini，或许会变成海滩新常态。

这个词来自于意大利沙滩装设计师Scaramuzzo的最新设计，她在两个多月的居家禁足期间突发灵感，为自己的女儿设计了一个三件套的沙滩装，没想到照片发布到脸书上以后该设计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设计师已经收到了大量订单，她的作坊正在为如何提高产量而发愁。

比基尼的名字来自于太平洋的一个小岛，而这个加上口罩的比基尼设计将bikini中的bi替换成tri，由2变成了3，合乎逻辑地，trikini就成了这个三件套作品的名字。

全球疫情形势仍然紧张、疫苗研发还处于最初级阶段，新冠病毒很可能会伴随人类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在沙滩上穿着这样一套trikini看来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时尚。

只是不知道，要是trikini真的火了，青岛大妈们会不会认为这是对她们脸基尼的抄袭？个人觉得很难，因为从布料连通性上来看，脸基尼是一种monokini或者unikini，和trikini相比，是对bikini改进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佛系抗疫日记第十季

5月2日，第一集

比利时疫情持续走向稳定，今天新增死亡82例，一个多月以来首次跌入100，目前有3111名在院接受治疗的病人，689名重症监护，这些数字都是一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从入院病人数、ICU病床数来看，医疗机构承受的压力正逐渐得到缓解。不过除去这些硬件设施，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岗位上持续工作了两个月的医护人员才是医疗资源中不可获取、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两个月以来，这些医护人员在精神上一直承受很大压力，他们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比利时下一阶段的抗疫结果。

4月21日，比利时重症监护护士协会SIZ nursing进行了一项调查，目的是了解新冠大流行对医护人员的职业和私人生活带来的影响，一共有3500多名说法语的护士提交了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多数护理人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burnout）症状。在个人成就感、非人化、情绪耗竭等三个维度上，分别有20%、33%和46%的护士出现高风险。如果把中度风险的受调查者也算进去，那么在三个维度上分别有44%、62%和72%的护士至少出现中度风险。

在新冠疫情下，直接面对新冠病人、战斗在第一线的护理人员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并且职业倦怠的风险也更高。在护理中心和老人院工作的护士中，有69%的人存在职业倦怠风险；在医院急诊室工作的护士中，职业倦怠风险基本相当，达到了68%。有70%的受访者表示，新冠疫情开始后他们的工作量有所增加，和工作量保持不变的护士相比，这些护士出现职业倦怠的风险高达83%。

另外，部门的新冠病人病死率也对护理人员的心理有着直接的影响。受访者中有20%的护士表示自己护理的病人中有1/4最终死亡，这些护士和其他护士相比，出现职业倦怠的风险增加了85%。同样，是否有足够的防护材料也相当重要，那些没有足够防护材料的护士们，他们出现倦怠风险的可能性要高65%。

在中国，湖北倒了还有30多个兄弟省市可以派医疗队来支援；在欧洲，比利时倒了估计别的国家都自顾不暇没有人可以伸出援手。所以，医护人员应该是这场持久战中最宝贵的资源吧。

5月3日，第二集

比利时今天的数据进一步下跌。新增确诊人数389人，3月23日以来的最低点；新增死亡79例，比昨天少了3例，保持在100例之内；新增住院人数77人，在3月15日以来首次跌入100大关。

不管是不是因为周末效应，这个趋势总是向好的。

所以，今天话题可以轻松一点。

前几天，比利时副首相兼司法部长Koen Geens亲切慰问了一家妇女缝纫工作室，并以他认为正确的方式当场试戴口罩，为这些志愿者们以及疫情下的广大比利时群众带来了欢乐。

这并不是比利时政要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缓解大家的精神压力了。早在四月初，卫生部长Maggie De Block就在内部视频会议上很好地示范了如何抠鼻孔，感谢她打开了摄像头，让公众们了解到新冠疫情下应该避免用手摸脸，但抠鼻孔可以有。

相比之下，比利时的官员们是不是比F4更接地气，更欢乐？

5月4日，第三集

从今天开始，比利时进入宽松抗疫第一阶段。按照原计划，所有新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都将进入监控和追踪范围，因此一个新的密接追踪系统已经在测试中，预计在5月11日投入使用。

与国内使用手机app或者健康码不同，比利时的追踪系统总体上基于一个电话呼叫中心，该中心会通过电话联系每一个密切接触者。而在该系统投入使用之前，比利时的家庭医生已经收到了一个问询表格，要求那些前来接受检查的潜在患者留下相关的接触信息。

该表格可以从政府电子健康网站https://www.ehealth.fgov.be/nl/egezondheid/covid19-triagecentra 下载。

按照时间线，表格分为测试当天、测试前一天、测试前两天和测试前若干天几个分表格。每个分表格的结构都是相同的，每一行是一个密切接触者，分列记录的信息包括密接者姓名，与病人的关系（家人、没有住在一起的恋人/配偶、同学、同事、乘坐同一个交通工具的人或者其他接触者），接触距离是否小于1.5米，接触时间是否长于15分钟，是否有身体接触，密接者的职业是否是医护人员、护工、医生或者康复师。

一旦测试结果呈阳性，呼叫中心将通过患者留下的这张表格联系上面记录的每一个密接者，这些密接者将被要求自行居家隔离，同时还将接受核酸测试。

尽管表格中记录的个人信息相当有限，但目前已有不少人担心自己的隐私被滥用，在他们看来，隐私权和生命同样重要。

5月5日，第四集

什么地方物价最贵？除了旅游景点以外，估计就要数机场、车站这样的的码头了。小到瓜子矿泉水方便面、大到纪念品土特产旅行箱，到处都是坑。

这不，按照逐步解封新措施，火车上的乘客必须佩戴口罩，所以火车站除了自动售票机，现在还有了自动“售罩机”。价格嘛，你懂的，15欧元一个，无人售罩，绝无二价。

为啥一个口罩这么贵？人家解释了：质量好啊，一个口罩可以反复洗500次。不晓得是啥材料做的，500次洗下来还能防病毒的口罩，只怕不是口罩，而是金钟罩了哦。这么算下来，用一次才合3欧分，比国内的一次性口罩还要便宜。

回想一个月前，到处都是中国产的口罩不合格的消息，后来开始四处招募家庭妇女为市民缝制布口罩，现在又在车站出售这种“金钟罩”般的“高科技产品”。这样的操作也没谁了。

只不过，钱是小事，命是大事。真有人会信你这个鬼乜！

5月6日，第五集

随着复课复工的开始，骗子们也重新上岗了。

最近伪装成银行的骗子短信比较多。识别该类短信有几个要点：1. 短信来自手机号，而不是特殊的服务号（一般四位数字）；2. 声称和帐号安全有关，要求在限期内登录某个网站；3. 网站域名非银行官网域名。收到这类短信，不予理会就是安全的。

此外，在宽松措施阶段，比利时卫生部门将通过电话呼叫中心联系新冠患者密切接触者，该呼叫中心将于5月11日投入使用。为了预防骗子们钻这个空子，这里友情提醒大家：

1. 密接追踪呼叫中心的固定电话为02 214 19 19。此外，你也有可能收到短信，发送短信的号码应为8811。
2. 呼叫中心工作人员不会询问你的个人信息，因为一旦被确诊，包括你的姓名、出生年月、家庭医生姓名等信息就已经通过电脑系统分享给了呼叫中心。
3. 呼叫中心只会询问在过去的几天内和你密切接触过的人的基本信息，以及你们之间的接触情况。如果对方询问你的银行帐号信息，或者你什么时候在家，那么请挂断电话。前者涉嫌金融诈骗，后者则很可能来自盗窃或者抢劫团伙。

5月7日，第六集

在比利时抗疫，与其指望那比厕纸还薄的Produced in EU的口罩能够阻隔病毒，还不如把人民的希望寄托于生活在根特某个实验农场的一头叫做“冬天”的羊驼身上。

根据路透社报道，一个由比利时VIB-根特大学和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组成的研究团队发现，羊驼身上产生的抗体可能对新冠病毒有抑制作用。研究者的文章已经通过了同行评议，将发表在Cell杂志上。

这种命名为VHH-72的抗体产生于一头名叫“冬天”的羊驼。四年前，当时九个月大的羊驼“冬天”被注射了SARS和MERS病毒的棘蛋白，当时的研究发现羊驼产生了可以与病毒棘蛋白结合的抗体VHH-72。今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研究人员开始研究这种抗体与新冠病毒棘蛋白的结合能力，他们发现VHH-72确实也可以和SARS-CoV-2的棘蛋白相结合，但结合能力较弱。通过进一步设计和改造，研究人员合成了改良后的抗体VHH-72Fc，它可以和SARS-CoV-2上的棘蛋白紧密结合，从而阻止病毒感染细胞。

该研究团队目前准备在仓鼠或者灵长类动物身上进行临床前研究，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开始人体临床实验，研究团队也在和大型药企进行讨论，希望能够通过合作加速相关疫苗的研发过程。

文章预清样链接地址：https://www.cell.com/pb-assets/products/coronavirus/CELL_CELL-D-20-00891.pdf

5月8日，第七集

从本周日（5月11日）开始，比利时开始放开家庭访客限制，允许一个家庭邀请4个人来做客。不过因为这个新规在字面和内涵上都比较复杂，公布之后引起了民众不少的疑问。

今天，新闻上再次对该规定作出解释。

具体来说，一个家庭A（以生活在同一个住址为定义标准），不管它有几口人，都可以邀请4个人到访，这4个受访者可以来自于同一个家庭B，也可以来自于不同家庭B、C、D和E。一旦这4人来访，则在访客规定再次改变之前，家庭A只能再次邀请这4人来访，不允许再次邀请其他人。

此外，即便家庭B中只有1个人到家庭A中做了客，家庭B的其他成员也被视为和家庭A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家庭B的其他成员不能被其他家庭邀请，也不能邀请其他家庭来访。但是他们可以去家庭A做客，因为家庭B中已经有1个人曾经去过家庭A做客。

其实，简单地来说，在宽松政策施行之前，每个家庭被视为一个肥皂泡，每个肥皂泡之间是不允许互相走动的；从本周日开始，每两个家庭可以自愿“挂钩”在一起，这两个家庭的成员可以互访，就像两个小肥皂泡碰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大肥皂泡。特殊情况下，如果4个访客来自不同家庭，这个肥皂泡可能变得更大。但是，大肥皂泡不允许继续互相挂钩，这也是为了避免病毒快速传播的关键。

在我看来，家庭访客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允许孩子去看望父母，当然，会有不少人借这个机会举行聚会，现实中，警察不会也不可能就此进行严查。再者说了，和复工后的人群接触范围和频率相比，家庭访客可能造成的病毒传播简直就是小儿科中的小儿科了。

所以，搞这么复杂干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