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EGMO后记与八卦

第13届欧洲女子数学奥林匹克竞赛（EGMO）已经落下帷幕。根据大赛赛后唠叨几句的个人习惯，我还是想在这里摆摆龙门阵，聊一聊对这一届EGMO的感想，顺便也回顾一下在《前瞻与愿景》^【1】一文中提到的几个愿望是否得到了实现。

首先，如果您刚打开电梯，我们对比赛结果再做一个概述。

团体排行榜上，美国（151分），澳大利亚（143分）和中国（141分）分列前三位，其中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都是4枚金牌，中国队3金1银。

排名最高的欧洲队为乌克兰（131分），其次是罗马尼亚（126分）和土耳其（114分），这三个国家在总排行榜上排名第4到第6位。

加拿大（104分），德国（104分），日本（94分）和斯洛伐克（93分）排名第7到第10位。首次参赛的中华台北/台湾（85分）名列第13。

以个人名义参赛的4名俄罗斯选手得分的总和为114分，如果她们组队参加团体排名，那么俄罗斯队将和土耳其队并列排名团体第6名。

以下为各参赛队去年和今年团体排名的位次变化表。

从表中可见，排名前8的代表队位次变化不大。在整个排行榜上，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和塞浦路斯进步最大，名次分别提升了17位，16位和13位；而波黑、挪威、阿塞拜疆、孟加拉国的名次下跌都超过了12位。另外，以色列从去年的第19位下跌到今年的第30位，其主要原因是该队今年只派出了两位选手参赛。

个人排行榜方面，美国队的Hannah Fox独占鳌头，差一分得到满分，她也是唯一在P6上得分超过3分的选手。

并列排名第2位、得分为38分的选手共有三位，她们分别是澳大利亚双胞胎姐妹中的Cloris Xu，美国Wan家兄妹中的的Jessica Wan，以及芬兰的Aino Aulanko。

值得一提的是，Aino Aulanko也是包括4名远程参赛的俄罗斯选手在内的所有欧洲选手中成绩最高的。这名选手的进步令人乍舌，在她一共四次EGMO参赛经历中，前两届比赛她的表现平平无奇，连荣誉奖都没有得到；去年她以35分获得一枚银牌，已经体现出了水平的提升，而今年则以38分名列欧洲选手排名第一，这也是芬兰选手在历届EGMO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个人排名第5的是中国队的谭欣彤，她以37分成为本届中国队中成绩最好的队员。

谭欣彤的身后是一个“集团军”，一共有14名选手以36分并列排名第6！这里包括澳大利亚的Amber Li和Laura Nan，中国的郭家怡和吏语涵，美国的Angela Liu和Kristie Sue，德国的Vera Lavrova，以色列的Netta Ilani，罗马尼亚的Gabriela-Madalina Pirvulescu，斯洛伐克的Eliška Macáková，土耳其的İrem Gülce Yazgan，以及乌克兰的Yevheniia Frankevych，Alisa Potomkina和Maryna Spektrova。在这14名选手中，有13名选手的得分分布是一模一样的，即在前五题上得了满分，最后一题上得了1分。

实话实说，本届比赛的赛题选择比去年好很多。我在赛前曾希望选题委员会给高手们一个机会，结果今年不仅P3和P5难度都有所提升，而且P6成为了关底大怪。P6的得分率是0.377，虽然在得分率上来看这道题算不上EGMO历史上得分率最低的题目，但选手们在这道题上的得分分布十分不均衡。

在所有212名选手中，在P6上没有得分的选手共152名，得到1分的选手有48名，得到2分的7名，得到3分的4名，得分超过3分的只有1名，即Hannah Fox，她在这道题上得到了6分。

可见，大多数高手都被P6挡住了去路，而且得分只有1分的居多，这就造成了金牌榜上“头轻脚重”、前20名选手有14名同分并列的现象。

话说回来，本届比赛从题目难度到奖牌线都基本回归了正常，我的赛前愿望之一得到了实现。

我把本届比赛的奖牌线更新到下表中，很明显，本届比赛的数据回归到了2022年的正常水平。

年份	金牌线	银牌线	铜牌线	选手平均分
2024	33	22	13	15.910
2023	38	28	16	19.089
2022	29	22	15	15.144
2021	21	14	8	9.770
2020	26	18	11	13.010

这里，我给PSC的大大们点个赞！

在吐槽东道主的组织工作之前，先容我夹带点儿私货，吐槽一下比利时队的成绩。

今年比利时队4名队员总共得了18分，成绩最好的队员得了10分，只拿到一个荣誉奖，比利时队在团体排行榜上位列倒数第7，在团体排名和个人奖牌两个方面都创下了近8届比赛的最差成绩。

集训队员人数少、积极性低、国际交流机会少，这些老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浮出水面，EGMO的惨败只是冰山一角。再过一个月，该是公布IMO代表队的时候了，除了法语区的Akin以外，其他选手基本上没有国际竞赛竞争力，荷语区今年甚至有些捉襟见肘的感觉了：锅里实在没有几根像样的菜，如果没有碰到阳光普照送荣誉奖的情况，恐怕也就是拿个2分、3分的结果。

就这，还老是觉得闭门玩自己的一套挺好的，咱就挺佩服这种自信！

好了，现在轮到格鲁吉亚。

东道主没有让我失望——比赛地点交通不方便，赛事组织拖沓，工作人员人手不够，硬件不给力，网络堵塞，种种这些已经把槽点都排满了。具体不打字了，上图，槽点自寻。

来自瑞士队的Ins。

同样来自瑞士队的Ins。

昨天闭幕式，奖牌也亮相了。虽然这几年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但这奖牌从设计到制作感觉就很廉价。我把2020年到今年一共5届的EGMO奖牌罗列如下，大家自己感觉一下。

2020年EGMO奖牌，主办国荷兰。

2021年EGMO奖牌，主办国格鲁吉亚。（并不是我忘记上图了，而是这一届就没有发奖牌。）

2022年EGMO奖牌，主办国匈牙利。

2023年EGMO奖牌，主办国斯洛文尼亚。

2024年EGMO奖牌，主办国格鲁吉亚。

去年斯洛文尼亚颁发的奖牌虽然挂带很简陋，但牌子本身的质感还是有的。今年格鲁吉亚这牌子感觉就是地摊上淘来的……当然了，和2021年相比还是有进步的——有牌就不错了，还要啥自行车！

明年的EGMO仍然在东欧举行，东道主是科索沃。科索沃是否靠谱不知道，但确实也没什么钱。

后年，EGMO将回到西欧，法国的波尔多将成为2026年第15届EGMO的举办地。法国是否有钱不知道，但似乎也不大靠谱……

再来聊聊我赛前的第四个愿景。

今年是海峡两岸女子奥数/数奥选手第一次相聚EGMO，先放一张闭幕式上两岸一家亲的照片。

从左到右：林昀臻，王宥涵，刘佳宜，陈羿安，吏语涵，蔡琳珊，谭欣彤，郭家怡。图片来源^【2】。

再来一张带领队的合影。

右一为大陆的领队肖梁教授，右二为副领队彭如倩老师；左一为宝岛的领队林延辑教授，左二为副领队叶均承教授，左三为观察员俞韦亘教授。图片来源^【2】。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上面两张合影中队员们都没有拿国旗，从而巧妙地规避了某些问题。今年是台湾地区第一次派队参加EGMO，因此在比赛的背后有不少约定和默契需要双方配合。

在ISO 3166-1中，中国或者大陆地区的三字母代码为CHN，台湾地区的三字母代码为TWN，在IMO比赛中，大家采用的就是这个用法，所以在EGMO的排行榜上两队分别使用CHN和TWN也没有问题。

在旗帜方面，IMO上台湾地区代表队展示的是ROC的国旗，这个虽然和大陆地区的观点有所出入，但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不过，今年的EGMO似乎在这方面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四位来自宝岛的女选手展现的是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会旗，也叫梅花旗，它一般用于体育比赛中，代表中华台北代表队。

上图背景墙是本届EGMO 54支代表队的国旗，注意到左下和右下两个位置缺失了两支队伍，它们分别为KSV（科索沃）和TWN。图片来源^【2】。

其实，我倒是觉得旗子不旗子的没有那么重要，有司应该邀请对岸的孩子们参加CMO，同样，也应该派出交换生去了解对岸的资优班和数奥培训。大家多来往，多沟通，多了解，自然就亲近了。

最后，来聊一聊Hannah Fox。

有读者留言，说今年EGMO前三的队伍都是华人，这其实不准确。去年EGMO前三的队伍倒确实都是华人，今年罗教授的大女儿Vivian Loh没有继续参赛，换了Hannah Fox来，却一举夺魁，甚是厉害！

其实，Hannah虽然是第一次参加EGMO，却早已是一名实力强劲的女子奥数选手。两个月前，美国队在罗马尼亚数学大师赛上夺得冠军，Hannah在个人榜上排名第19，她也是这一届RMM上排名最高的女选手。去年10月，在美国Math Prize of Girls Olympiad竞赛上，Hannah和Jessica Wan一起赢得金牌。Hannah同样是美国暑期数学奥林匹克训练营（MOP）的队员，去年在MOP内部举行的ELMO上获得了第一名。

和Vivian类似，出生于2007年的Hannah出生于一个数学家家庭，她的父亲Jacob Fox是斯坦福大学的数学教授。Jacob Fox本科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于201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同年进入MIT研究组合数学。Jacob Fox屡获摩根奖，Dénes Kőnig 奖和Oberwolfach奖，是拉姆齐理论、极值图论、组合数论和组合中的概率方法等领域的专家，他曾经是2022年菲尔茨奖的热门人选，但遗憾没有获奖。

四岁的Hannah在阅读The Probabilistic Method。图片来源^【3】。

IMO家长圈子里有人爆料说，Jacob Fox的夫人是华人。如果这个八卦属实，那么Hannah就有一半的华人血统。如此说来，今年EGMO前三的队伍中有11.5个华人。

我们不自觉地从整数域延伸到了有理数域。

你看看，这就是数学。

参考出处：

1. https://sqr5.wordpress.com/2024/04/12/%e5%89%8d%e7%9e%bb%e4%b8%8e%e6%84%bf%e6%99%af-%e7%ac%ac13%e5%b1%8aegmo%e5%bc%80%e5%b9%95/
2. https://www.facebook.com/IMO.twn
3. https://math.mit.edu/~fox/handd.html

鸡蛋饼和投票

很多年以后，面对选票，很少人会想起十八世纪末巴黎郊外的那个乡村小酒吧。

那是1794年初春，北风在田野上肆虐，河面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冰，正是一年中最为寒冷的季节。

城里不太平，革命党还在四处抓捕保皇分子；相比之下，外省的乡村生活显得平静很多。小酒吧里聚集了不少人，在微醺中家长里短、吹牛八卦，正合时宜。

直到一股寒风涌了进来，人们才发现酒吧门被推开，进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酒吧老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想把这个乞丐赶走。乞丐拖着一条腿挪到了吧台前，说：

“我有钱！我买一个鸡蛋饼！”

“鸡蛋饼里要几个蛋？”老板没好气地哼了一句。

“给我来一打鸡蛋！”

“你一个要饭的，哪来这么多钱？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个木匠，靠做家具赚钱。”

乞丐终究没能吃上鸡蛋，精明的老板警觉地发现这位顾客并没有木匠般粗糙的双手，同时木匠也从来不会在鸡蛋饼里下一打的鸡蛋。

只用了一袋烟的工夫，乞丐就被赶来的革命卫队带走，最后他的身份被证实为尼古拉·德·孔多塞，以“反对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密谋者”的罪名被捕，不久后死于狱中。

尼古拉·德·孔多塞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和哲学家。孔多塞在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所表述的进步史观，不仅成为了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并对后来的思想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孔多塞很小就展现出了他在数学方面的才华。22岁那年孔多塞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26岁他开创了在政治数学和概率方面的统计学科，39岁时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在统计学领域，孔多塞提出的投票悖论对政治数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投票悖论，或者称为孔多塞悖论。

假设在一个名为“吴家屿”的小乡村，三名候选人阿德、阿能和阿信正在竞选村长。

在乡民们微醺后的家长里短、吹牛八卦中，阿德的支持率最高，大约1/3的乡民表示会支持他；阿能和阿信的支持率都略低，在乡民中分别有1/4和1/5的支持者。

具体来说，

在1/3乡民的心目中，三位村长候选人的顺序分别为阿德，阿信和阿能；

在1/4乡民的心目中，三位村长候选人的顺序分别为阿能，阿信和阿德；

在1/5乡民的心目中，三位村长候选人的顺序分别为阿信，阿能和阿德。

从上面的排序可以看出，乡民们的意见分歧不小，虽然有1/3的人支持阿德，但也有多达9/20的人将阿德排在最后一位，反对阿德的人比支持他的人更多。

尽管如此，如果就这么选的话，阿德显然将成为获胜者。不甘心失败的阿能和阿信进行了多轮协商，希望能够联合起来对抗阿德。

很可惜，因为人如其名，最终阿能和阿信不仅没能走到一起，而且还反目成仇，各自的支持者互相攻讦。最新的乡村酒吧民意调查显示：

在1/3乡民的心目中，三位村长候选人的顺序分别为阿德，阿信和阿能；

在1/4乡民的心目中，三位村长候选人的顺序分别为阿能，阿德和阿信；

在1/5乡民的心目中，三位村长候选人的顺序分别为阿信，阿能和阿德。

注意到，在阿能支持者的心目中，阿信现在排到了最后。

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阿德如愿当选，那么在高达9/20 (= 1/4 + 1/5)的乡民心目中，阿能都排在阿德之前，因为9/20 > 1/3， 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阿能和阿德之间会选择阿能，但为什么最后阿德胜选?

同样，如果最后因为票数波动，阿能以略超1/3的得票率当选，那么在支持阿德和阿信的乡民心目中，阿信都排在阿能之前，这意味着超半数的人在阿信和阿能之间会选择阿信，但为什么最后阿能胜选?

类似地，如果阿信以略超1/3的得票率当选，那么在支持阿德和阿能的乡民心目中，阿德都排在阿信之前，这意味着超半数的人在阿德和阿信之间会选择阿德，但为什么最后阿信胜选?

这就是所谓的投票悖论：虽然个人的倾向和选择是一定的，但在通过“多数原则”进行的集体选择的结果中，集体的倾向性和选择可能呈现出循环性，从而无法得到一个稳定、一致的结果。

简单来说，就是在投票中并不存在类似于从“A > B，B > C”到“A > C”的数学逻辑，投票悖论中存在的孔多塞循环，类似于“剪刀石头布”游戏中的循环胜负关系。

这一悖论同样存在于多轮投票中。如果通过两轮投票逐对淘汰，而不是将三个候选人放在一轮投票中决胜，那么投票轮次的设定将影响到最终结果。

比如，如果设定阿能和阿信先pk出一位，获胜者再和阿德pk。那么在第一轮投票中，支持阿信排在阿能之前的乡民较多，阿信获胜。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阿德排在阿信之前的乡民较多，阿德最终获胜。

如果设定阿德和阿能先pk出一位，获胜者再和阿信pk。那么在第一轮投票中，支持阿能排在阿德之前的乡民较多，阿能获胜。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阿信排在阿能之前的乡民较多，阿信最终获胜。

类似地，如果设定阿信和阿德先pk出一位，获胜者再和阿能pk。那么在第一轮投票中，阿德获胜。在第二轮投票中，阿能最终获胜。

同样在“剪刀石头布”游戏中，如果剪刀和石头先pk，胜者再和布pk，赢家是布；如果石头和布先pk，胜者再和剪刀pk，赢家是剪刀；如果布和剪刀先pk，胜者再和石头pk，赢家是石头。因为三者之间的循环胜负关系，使得pk的先后顺序对结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在现实的多轮投票中一定会出现弃保改投，乡民们的投票意愿并不是恒定不变的。

在孔多塞从乡村酒吧被带走的150多年后，美国经济学家、数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致力于找到一个公平合理的投票制度。

对于有N 个候选人、m个选民参加的投票，阿罗理想中的公平合理的投票制度满足以下原则：

1. 一致性原则，或称为帕累托最优（Pareto Efficiency）原则，即如果所有的m个选民认为候选人A 优于B，那么在最终的投票结果中，A也应该优于B。

2. 非独裁原则，即不存在某个选民X，使得不论其他人如何投票，最终投票结果总是等同于他的选择。

3. 独立于无关选项原则，即如果现在一些选民改了主意，但是在每个选民的排序中，A和B的相对位置不变，那么在最终投票结果中A和B的相对位置也不变。

在随后的研究中，阿罗发现当N ≥ 3，m ≥ 2时，没有任何一种投票规则可以满足以上3个原则。这就是所谓的阿罗悖论。

阿罗悖论告诉我们，在投票和选举中并不存在制度上的绝对公平，可能存在的只有道德上的相对正直。

而现实告诉我们，道德上的相对正直也很难存在。

因为在面对选票时，大多数人想到的只会是自己的鸡蛋饼。

隔离墙前的奥数孩子们

“来自巴格达的花拉子米和来自哥廷根的埃米·诺特，他们可以用相同的数学语言交流并互相理解。”

打开IMO官网，搜索Palestine，我们可以找到下面这个页面。

在IMO 64年的历史中，巴勒斯坦仅仅有过一次参赛经历。尼古拉·阿布萨德（Nicola Abusaad）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巴勒斯坦IMO选手，他在2022年挪威奥斯陆代表巴勒斯坦第一次参加IMO，并以14分的成绩获得了荣誉奖。

时间推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

萨里·加内姆（Sari Ghanem）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穆斯林家庭。耶路撒冷是一个民族和宗教的大熔炉，所以尽管在血缘上加内姆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但他自己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在加内姆很小的时候，他被父母送到巴勒斯坦的天主教小学和中学学习。在14岁那年，他转入一所在耶路撒冷的法语高中，也许因为这个经历，加内姆后来移居法国，在那里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学业并加入法国籍。

在研究生阶段，加内姆在美国待了四年，期间曾在耶鲁大学游学，最后他在法国的巴黎七大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一名纯数学方向的研究者。此后他曾在德国的马普研究所工作，现在在德国吕贝克大学担任教职。

在加内姆博士的求学和工作期间，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他越来越感到巴勒斯坦及巴勒斯坦人在高水平数学教育和研究领域的缺失。因为隔离政策，巴勒斯坦人鲜有机会接触到高质量的数学活动，不仅在纯数学研究领域教授级别的研究者中不见巴勒斯坦人的身影，而且在久负盛名的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也没有巴勒斯坦学生的参与。

加内姆博士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促进巴黎斯坦人在数学教育和研究领域获得更多的机会，他因此于2015年在法国成立了非营利性质的花拉子米-诺特研究所（以下简称AKNI）。

花拉子米-诺特，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花拉子米生活在公元八世纪到九世纪，是一位波斯数学家、天文学家及地理学家。他的《代数学》一书是历史上第一本关于一次方程及一元二次方程的系统性著作，花拉子米因此被认为是代数学的创始人。艾米·诺特生活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她是一位德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诺特因为代数不变量理论、诺特环、域以及诺特定理等贡献被人们誉为现代代数的奠基人。

两位数学家虽然相隔了千年，但他们都是代数学领域的集大成者。同时，虽然花拉子米是波斯人，但他长年生活在巴格达，对阿拉伯世界在中世纪对数学的传承和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而诺特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因为自身的努力才成为了哥廷根学派的重要一员，后来因为纳粹政府上台诺特不得不离开德国，前往美国。

加内姆博士为AKNI邀请到了四位菲尔茨奖得主作为科学顾问，并为研究所拟定了以下目标：

• 在巴勒斯坦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人社区中推广高质量的数学教学、数学研究和数学文化；
• 通过巴勒斯坦人与包括以色列人在内的其他社区之间的数学活动进行对话，促进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基于普遍人权的平等，但AKNI不会选择与以色列政府合作；
• 促进数学多样性，并支持巴勒斯坦女性在数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促进对巴勒斯坦教育体系的研究和发展。

在AKNI的框架下，加内姆开展了“IMO巴勒斯坦项目”，旨在让巴勒斯坦尽快加入IMO这个大家庭。虽然申请加入IMO在程序上并不难，但IMO对成员国的资格和派队参赛等方面其实还是有着不少（潜在）要求的。

首先，申请国应该举办全国性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这个比赛在国内类似于高联或CMO，在比利时即VWO或OMB。这个比赛一般由2-3轮组成。

其次，申请国一般应该组织为IMO准备的数学夏令营或训练营，类似于国内以前的冬令营及现在的国家集训队，在比利时类似于为数不多的周末集训。实际上，各个国家在采取的集训方式、时长和集训难度上差别很大。

第三，申请国应该组织IMO代表队的选拔，即所谓的TST。这个具体到各个国家，其规则就更加五花八门了。

根据这几个基本要求，加内姆博士和AKNI从2016年开始组织巴勒斯坦数学夏令营。

2016年第一届数学夏令营在伯利恒举行，夏令营为期十天。每周有5天组织教学，教学内容包括初级的组合学、代数、逻辑、算术和几何；2天组织文化和社会活动，包括参观伯利恒的博物馆，参加音乐会和体育运动等。

加内姆本人和法国青年队的领队Matthieu Lequesne担任夏令营的教师，另有2名巴勒斯坦数学硕士作为助教。首届夏令营的营员一共有11名，包括7名男生和4名女生，营员中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他们主要来自于8年级和9年级。

在2016年成功举办首届数学夏令营的基础上，加内姆博士和AKNI在2017年又举办了两届夏令营，并在2018年和2019年连续各举办了一届夏令营，夏令营的地址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和拜特贾拉。

在全国性的数学竞赛方面，以AKNI为主办单位，2017年巴勒斯坦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于5月6日举行，共有来自巴勒斯坦公立和私立学校共计493名参赛者，其中有26名中学生获奖。2018年巴勒斯坦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规模和上一年基本上相当，参赛者有453名，男性和女性比例各约50%，当年的比赛在巴勒斯坦的四个比赛中心进行。2019年的巴勒斯坦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一共有20名获奖者，他们获得了AKNI的资助，得以参加8月份举行的为期两周的数学夏令营。

就在加内姆博士和AKNI组织的IMO巴勒斯坦项目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新冠疫情发生了。在随后的两年中，由于疫情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巴勒斯坦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和数学夏令营基本上处于停摆的状态。2020年，AKNI决定将重点转为在线教学，但似乎在资金筹措方面碰到了较大的困难。

2021年，一个名叫萨米德·哈贾吉拉（Samed AlHajajla）的年轻人开始扛起了巴勒斯坦数学奥林匹克的大旗。

哈贾吉拉2017年进入巴勒斯坦的Al-Quds开放大学学习计算机信息系统，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计算机迷，并且积极参与了巴勒斯坦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组织工作。2019年，大二的哈贾吉拉开始担任巴勒斯坦IOI副领队，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他发现了阿布萨德在信息学和数学上的天份。

阿布萨德来自伯利恒，从2020年到2022年连续三年代表巴勒斯坦参加IOI，并在2022年印尼日惹的第34届IOI上获得了一枚铜牌。阿布萨德成为了巴勒斯坦从2017年开始参加IOI以来第一位获得了奖牌的选手。

2021年哈贾吉拉向IMO提出申请，巴勒斯坦顺利成为了IMO成员国，哈贾吉拉成了巴勒斯坦IMO联络人，并担任巴勒斯坦队的副领队。哈贾吉拉随机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捐款，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使得阿布萨德可以参加2022年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63届IMO，这也是在疫情开始两年后，IMO第一次回到线下。

2022年7月，第63届IMO在奥斯陆举行，阿布萨德成为第一位参加IMO的巴勒斯坦选手。在开幕式上，阿布萨德展现巴勒斯坦国旗，赢得了台下参赛者雷鸣般的掌声。

阿布萨德也不负众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在第一题上获得满分，第二题和第五题上分别获得1分和6分，从而以14分的成绩获得荣誉奖。

阿布萨德（左）和哈贾吉拉（右）在赛后。

2022年巴勒斯坦队在IMO上的首次成功亮相给予了哈贾吉拉很强的信心，他在一个名为Meshka的网站上给巴勒斯坦学生们提供在线学习、讨论数学和信息学的机会。

2023年，哈贾吉拉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捐款，希望能够筹措到足够的资金使得巴勒斯坦能够派出一支代表队而不是仅仅一名选手参加今年7月在日本千叶举行的第64届IMO。

不过很遗憾，不清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巴勒斯坦队未能连续第二年出现在IMO的舞台上。这也是目前我们打开IMO官网，只能发现阿布萨德一名选手参赛记录的原因。

花拉子米是波斯人，但他在巴格达成为了阿拉伯数学世界中的先驱；诺特是犹太人，她在德国成为了女性在数学上作出同等贡献的最杰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数学不仅仅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更是跨越人类种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最为有效、且最为基本的要素。

希望题图中在隔离墙下前行的那些巴勒斯坦奥数孩子们安好！也希望笔者一直欣赏的以色列奥数女生Nogah Friedman安好！

缺气少薪，何以卒岁

俄乌打了快半年了，除了这俩直接当事人，最受伤的恐怕应该是欧洲了。

2021年，随着疫情防控的逐步放开，各行各业对能源的需求开始反弹，从年中开始，能源价格就急速飙升，到了年底，电价翻番，而天然气价格同比涨幅高达3.5倍。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2022年春天俄乌开战，去年刚刚建成的北溪2号输气管道停止启用审核，一直承担东气西送任务的北溪1号被俄方限流，天然气价格应声再攀新高。

至此，天然气供应成了俄罗斯抗衡欧洲的重要筹码之一。

欧洲在能源尤其是天然气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由来已久。在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欧洲不少国家在能源安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除了对北海油田的深度开采之外，各国还大力发展核电、风电以及太阳能等多种替代能源。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这一事件使得各国在大规模推广核能方面存在很多顾虑。新世纪以来，随着各国在气候变化、碳中和等议题上取得的一致，风电、太阳能和潮汐能等形式的新能源被认为是能源战略中发展的方向，核能被放弃，核电站按计划逐年关停，而天然气则被认为是清洁能源，天然气发电站逐渐取代了火电站和核电站，成为电网基础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近二十年来欧洲政坛政治氛围的变化，天然气在欧洲能源拼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欧洲各国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依赖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下图是欧洲各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及其从2000带2020年这二十年间的变化趋势^【1】。

从图中可以看出，除了少数北欧和东欧国家，其他欧洲国家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都超过了50%。欧洲经济的两大引擎，德国和法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分别为63.7%和44.5%，意大利和西班牙则分别为73.5%和67.9%。在低地国家中，卢森堡因为国土面积狭小，几乎全部能源都来自于进口，荷兰对外能源依赖度在过去二十年间增长了30%，达到68.1%，比利时则略有下降，基本上稳定在78%的水平。

原油、煤炭和天然气是欧洲进口能源中的三大组成部分，在这三大部分中俄罗斯都是最大的供应国，其中俄罗斯对欧洲原油的出口占总额的26.9%，煤炭占46.7%，天然气占41.1%。除了原油以外，俄罗斯对欧洲的煤炭和天然气的供应都占需求的一半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正是通过能源供应，掐住了欧洲的脖子。

日前，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提议，建议各国在今年8月1日到明年3月31日之间将欧盟的天然气消费量减少15%。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解释说，这个计划旨在为俄罗斯大幅减少、甚至完全停止向欧盟提供天然气的情况做准备，如果能够实现这个“节流”计划，那么欧洲仍然可以在这个极端的情况下安全地度过今年冬天。委员会要求各成员国在9月底之前拟定或更新其国家的能源应急计划，具体阐明如何使用其他能源替代天然气、如何减少各行业的能源使用，最终实现节约天然气用量的方式和方法，以保证在严寒的冬季，天然气储量仍然可以保障对家庭和医院等行业的基本供应。

为什么需要节约15%的用量？这是对俄罗斯供气量的最差估计。换句话说，如果在冬天俄罗斯完全掐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那么欧洲面临的天然气短缺恰恰是常年用量的15%，即大约450亿立方米。

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各国需要在11月之前将天然气储量提高到80%，所以用其他能源取代天然气进行“开源”是当务之急。除了太阳能、风电等绿色能源以外，化石类燃料和核能的使用似乎是必要的。因此可以确定的是，欧洲各国对核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对核电站的投入将重启，但可惜的是，从投入核电到产出核电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面对欧盟委员会的这一“节流”计划，比利时首相德克罗自信地表示，比利时实现这一目标问题不大。

首相先生之所以看起来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首先是因为比利时天然气用量的大头是家庭，而不是工业，通过对家庭用量的节省，不会给经济带来太多的问题。根据比利时电力和天然气公司联合会（FEBEG）的统计^【2】，比利时超过一半（53.5%）的天然气用于家庭取暖和厨房，大约1/4（24.5%）的天然气用于工业生产，剩下1/4不到（22.0%）的天然气用于发电。

家庭用户如何省气呢？无非就是多穿一点，让取暖用气量降下来。去年天然气涨价后就有专家建议大家把暖气温控下调1摄氏度，根据专家们的估计，取暖温度下调1度大约可以节省10%的取暖燃气用量。冬天在家里多穿些衣服，这对于生活在比利时的华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要求，尤其对于曾经生活在包邮区的人们，冬天在家裹着棉衣呵气成雾的日子也不是那么遥远。不过，对于生活在战后经济大发展时期、好日子过了70多年的本地人来说，暖气温度下调1度是不是很难，可能要因人而异了。

首相先生的自信，还来自于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根据这个数据，今年前6个月比利时家庭的天然气用量已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3%。价格就是王道，比啥说辞都管用。翻了几番的天然气价格面前，大多数比利时家庭都自觉地进行了“节流”。高价格是节约能源的最大动力，这是一个令人肉痛的事实。

工业生产方面的节流，虽然不占大头，但同样相对乐观。因为原材料价格今年的上涨幅度也很大，很多公司已经开始减产，所以天然气在工业领域的消费量也在减少之中。同时，因为比利时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相对低，所以在替代能源方面，比利时也有着更大的灵活性。甚至，因为荷兰、德国面临的节流挑战更大，比利时反而有可能成为天然气的出口国，即在天然气储量足够的情况下，反过来向荷兰或德国输出多余的天然气。

所谓替代能源方面的灵活性，自然离不开两座核电站。按照比利时政府2020年的弃核计划，Doel 3号机组、Tihange 2号机组将分别在2022年和2023年关闭，剩余的Doel  4号组和Tihange 3号机组则在2025年关闭，达到全面弃核的目标。能源危机发生后，比利时政府决定将Doel  4号组和Tihange 3号机组的使用寿命延长10年，以应对面临的能源短缺。根据估算，一个核电站机组的发电量差不多等同于一个半天然气发电厂的发电量，延长现有的两个核电站机组使用寿命，相当于少使用三个天然气发电厂，从而也减少了天然气发电方面对天然气的需求。

尽管这些“节流”和“开源”计划应该能够帮助我们艰难地度过这个冬天，但计划的背后仍然是高企的能源价格、翻番的家庭能源账单、和随之而来食品和日用品价格的上涨。在政客们在国际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同时，广大老百姓不仅要多穿几件衣服，而且很可能还要少摄入一些卡路里，多通过运动发热，既健康、又经济地迎来又一个不确定的春天。

参考出处：

1.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visualizing-the-eus-energy-dependency/
2. https://www.febeg.be/jaarverslag-2021

EGMO三则

第11届欧洲女子数学奥林匹克竞赛（EGMO）将于4月6号到12号在匈牙利的Eger举行。

一、

上个星期，我在脸书上看到Geoff Smith的一条转发，说曾经代表乌克兰参加过EGMO的女孩尤利娅·赞诺夫斯卡（Yuliia Zdanovska）死于俄乌冲突。

虽然近一个月来，俄乌战争的新闻充斥了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但当我第一次看到战争、死亡和数学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时，感觉还是十分震撼和复杂的。

按照转发内容中的描述，尤利娅死于俄军对哈尔科夫的空袭。尤利娅曾经参加了2016年和2017年的EGMO。2017年EGMO在瑞士举行，比赛日后选手们一起游览了阿尔卑斯的瑞吉峰（Rigi），当时尤利娅只穿了一件T恤衫，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利娅大学阶段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她在近几年一直作为志愿者在慈善机构Teach for Ukraine当数学老师。俄乌战争开始后，她留在了哈尔科夫作为志愿者给人们运送生活物资。

从EGMO官网上，可以看到尤利娅参加了第5届和第6届EGMO，在第6届EGMO上她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和乌克兰队一起获得了欧洲团体总分第一名的成绩。

在瑞士的第6届EGMO的主页上，不难找到关于这位红发女孩的很多记录。

颁奖仪式上的乌克兰队，左四为尤利娅。乌克兰队以126分获得欧洲团体总分第一名，恰恰比第二名的俄罗斯队高出1分。

开幕式上的乌克兰队，左二为尤利娅。

颁奖仪式上的尤利娅，她获得了一枚银牌。

EMGO选手们在前往瑞吉峰的小火车上，和其他选手的羽绒衣相比，乌克兰女孩们的T恤确实很引人注目。左二为尤利娅，左一为她的乌克兰队友Alina Yan。

从EGMO官网上的数据推算，尤利娅今年堪堪21岁，正是人生中最有朝气的青春年华；很可惜，留在哈尔科夫做志愿者的她被俄军炮火击中，永远地离开了她所深爱的数学和这个世界。

在女子奥数的世界中，乌克兰队一直是一支令人敬佩的队伍。在历史上的十届EGMO中，乌克兰队分别在2014、2015、2017和2019年一共获得过四次欧洲去团体总分第一名，其中2019年是疫情前的最后一次线下EGMO，乌克兰是那一届EGMO的东道主。

翻开2019年第8届EGMO的花名册，上面除了参赛选手以外， 还有几十名来自东道主的志愿者，他们担任选手们的向导，为赛事提供后勤服务。这些孩子们的年龄也大多在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的范围中。

这是第8届EGMO结束后，部分向导志愿者的合影，每一张笑脸上都洋溢着青春的光彩。在今天延绵的战火中，你们都还安好吗？

二、

在瑞士的瑞吉峰上，不知道娜塔莉亚·格林贝格（Natalia Grinberg）是否注意到了那个坚持只穿一件T恤的红发女孩。娜塔莉亚2017年在第6届EGMO上担任协调员。

时间推回到2006年7月15日，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正在最后的评阅和计分阶段。在Art of Problem Solving的论坛上，有一个ID为mom的人在询问德国队的成绩，在确认Darij Grinberg将获得一枚IMO金牌的时候她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这意味着，我的儿子将最终获得金牌！我是如此地高兴，向他和他所有的朋友们表示祝贺！

娜塔莉亚·格林贝格，前苏联1981年代表队头号选手，（在最后一刻）未能被允许离开它心爱的祖国去华盛顿参加IMO比赛。”

这位ID为mom的人，即娜塔莉亚·格林贝格，她是德国选手达累·格林贝格（Darij Grinberg）的母亲。达累·格林贝格连续三年代表德国队参加IMO，前两届获得银牌，在2006年IMO上获得金牌。

儿子获得了IMO金牌，任何一位母亲都会很激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在娜塔莉亚文字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25年来从未打开的心结。

娜塔莉亚出生于前苏联，是个有着犹太血统的女孩，她曾经参加了三届全苏数学奥林匹克竞赛，1970年获得了一枚银牌，1980年和1981年两次获得金牌，因此她也被选入了前苏联的IMO集训队。

1981年前苏联IMO集训队的部分成员，左一为娜塔莉亚·格林贝格。

80年代初，已经处于前苏联反犹运动的后期，所以犹太血统的孩子们仍然有机会参加高级别的数学竞赛，也有机会升入前苏联最好的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不过，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前苏联和西方的关系重新回到了对抗的轨道。

1981年IMO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美国媒体注意到了前苏联IMO训练营中的几名犹太血统学生，其中娜塔莉亚更是以天赋和成绩成为了训练营中最好的学生。美国媒体就此进行了报道，报道中设想如果娜塔莉亚到华盛顿参加比赛，是否会借此机会叛逃美国云云。

不知道是受到前苏联反犹主义余波的影响，还是受到了境外媒体报道的影响，娜塔莉亚虽然被选入了IMO代表队，但在成行的最后一刻被告知她的旅行证件出了问题，她和其他另一名选手无法如期赴美。因此，那一届的前苏联队只派出了6位参赛选手，而不是当时标准的8位参赛选手。

娜塔莉亚失去了参加IMO的机会，作为前苏联成绩最好的学生，她实际上也失去了获得一枚IMO金牌的机会。不过，不知道是否出于补偿，娜塔莉亚最后得以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并于1990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娜塔莉亚移居德国，成为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数学教授，她的儿子达累在德国长大，三次代表德国参加了IMO，并实现了母亲的愿望，在2006年获得一枚IMO金牌。

当看到娜塔莉亚顺利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并移居德国成为大学教授时，大家或许认为她已经淡忘了那些记忆；直到2006年的那个夏天，人们才明白虽然已经过去了25年，时间并没有帮助她减轻那种一直为之努力和奋斗的机会被无情剥夺了所带来的痛苦和屈辱。

三、

同样是子承父业，Vivian Loh更为幸运。

今年EGMO的选手名单正陆续在官网上更新，其中美国队的名单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里面有个叫Vivian Loh的女孩。

关心和熟悉IMO的朋友对Loh这个姓氏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没错，美国队的总教练罗博深的英文名就是Po-shen Loh，而Vivian Loh就是罗博深的大女儿。

将门出虎子，一点儿都不奇怪。早在2019年，戴着牙箍、还未满13岁的Vivian参加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全美6-8年级中学生数学竞赛Mathcounts，并获得宾州第一名的好成绩，这也是这个比赛举办36年以来第一个获得宾州州冠军的女生。2021年，Vivan入围美国少年数学奥林匹克竞赛（USAJMO）。2022年，Vivian成功通过选拔，成为EGMO美国队中的一员。

虽然将门常出虎子，不过有意思的是，在采访中罗博深否认了自己在Vivian数学学习方面的贡献。这位1999年IMO银牌得主、卡内基梅隆大学数学教授以及美国IMO队总教练说他从未一对一地辅导过Vivian，以及她的弟弟和妹妹，如果她们今后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一定不是他以某种方式教育她们的结果。

相反，Vivian的数学启蒙更多地来自于她的妈妈Debbie Lee。罗夫人拥有加州理工的本科学位，在Vivian上一年级时，她就开始使用Jason Batterson所著的Competition Math for Middle School一书和女儿一起学习。妈妈先花几个小时弄明白书中的内容，然后再交给女儿来做。Vivian在二年级的时候，她就基本上可以独立完成这些任务，显示出了良好的数学天赋，于是妈妈把精力转向了弟弟身上。

这么多年下来，妈妈和孩子们在放学之后都会聚集在客厅里，一起解决一道复杂的数学题。两年前，妈妈就认为Vivian的数学水平已经超过了她，而Vivian的弟弟在某些领域也已经显示出了很强的能力。在解释Vivian取得的成绩时，罗博深夫妇都认为遗传的因素是次要的，取得好成绩的关键更在于Vivian投入的时间，她每天都要花至少1个小时在额外的练习上。

不过我的理解是，遗传可以是DNA层面的，也可以是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上的。罗博深的父亲是当年的新加坡高考状元，移居美国后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做统计学专业的教授，母亲毕业于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数学系，后来在新加坡的一所高中教数学。据罗博深回忆，小的时候母亲教自己数学，是希望他以后回到新加坡不会落后于同学。

所以，如果说DNA是先天的遗传，那么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就是后天的遗传，两种遗传对于“将门出虎子”同样重要。

希望小Vivian在4月份的EGMO上取得好成绩！

3月19日，EGMO在官网上贴出通知，决定停止俄罗斯队参加第11届EGMO的资格，同时允许俄罗斯队的四名选手在没有俄罗斯国旗和标志的前提下以个人名义远程参赛，她们同样有资格得到证书、争取奖项和奖牌。

“煤油炉”和数学天才们

本文译自美国数学会通讯（Notice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1999年第46卷第10期^【1】。原文作者：Mark Saul，原文标题：Kerosinka: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viet Mathematics。

“如榨好渗出的油，汇于荣美。”

——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

在西方世界，对于一个热衷于数学且有天赋的学生来说，接受相应的数学教育不会是一件难事；不过在前苏联，情况并非如此。追求数学事业的年轻人碰到了很多阻碍。这些学术界未来的数学家们大多来自于犹太家庭，他们例行地被剥夺了进入一些特定研究所和科研部门的机会，在那里这些年轻人原本可以做出很好的工作。

拿艾迪克的故事做个例子，他是一个在很小时候就显示出巨大数学潜力的年轻人。艾迪克曾经通过I.M. Gelfand创立的函授学校学习课程，并且在当地找了一个数学家辅导他学习诸如p进数，希尔伯特空间，和拓扑学这类的内容。因为艾迪克生活在一个省级城市，所以他没有机会使用苏维埃数学生命中的两个里程碑——特殊数学学校和数学学习圈——所带来的资源。当他16岁高中毕业时，艾迪克离开科洛姆纳的家，来到莫斯科，在苏联最富盛名的莫斯科国立大学（MGU）的数学系考官面前展示自己的数学才华。这一年是1984年。

“什么是一个圆的定义？”考官问。

“它是平面中一些点的集合，这些点到一个定点等距离。”艾迪克回答道。

“错，”考官说，“它是平面中到一个定点等距离的所有点的集合。”这位考官继续着这种红桃皇后审问爱丽丝的方式。他随后转到一些难度更大的问题，包括诸如圆的反演这些普通高中生被认为不可能了解的主题。

类似的故事并不少见，和其他考生被问及的问题相比，来自犹太背景的学生被问到的问题要明显地难很多，这样，就能找到不录取他们的理由。在艾迪克的故事中，因为他坚实强大的数学基础和能力，这个淘汰过程用了四个多小时。

考官们如何得知某位考生是犹太人？这在前苏联是一门秘传绝学。在前苏联，反犹在正式名义上是非法的，但在实践中却也是公开的做法。每一位苏联公民都被赋予了一个民族，它被记录在每个人携带的内部护照上。如果一个人的父母是犹太人，那么他的民族也是犹太人。混血婚姻的后代们该如何算呢？苏联后期的反犹主义是在不成文的种族主义法律下进行的，其严格程度不亚于美国内战前的南方。

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识别“犹太”考生。最简单的方法是看姓氏的来源，（这种方法不仅识别了犹太人，还“误识”了很多有着奇怪读音名字的俄罗斯人）。俄罗斯小说的读者们一定熟悉另一种方法。根据法律和习惯，俄罗斯人的中间名来自于父亲的名字。这些父名通常使用于正式称呼中，是俄罗斯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询问一个考生父母的全名，从而了解到他祖父的名字是很常见的事。如果这些名字里有一个听起来像犹太人，那么，这个考生就注定要被淘汰。

不论如何，艾迪克被认为是犹太人（事实上，他父亲是犹太人，但母亲不是），所以他的考试结果被相应对待，没有一道题的答案被判定为正确。在被MGU拒绝后，艾迪克和他的家人放弃了繁琐、且通常是愚蠢和徒劳的申诉程序。

离开面试时，艾迪克正好在电梯里碰到了他的“审讯官”。虽然MGU的一些教员确实怀有反犹情绪，但其他的教员更多地是迫于政治环境，不得不配合将犹太人排除在大学的院系之外。（许多俄罗斯数学家至今仍对他们当年的行为感到内疚。）这位教员可能属于后一种情况，也或者仅仅因为艾迪克没有对面试结果提出申诉，所以他感到高兴。

出人意料地，就在刚刚让艾迪克在每一道题上都折戟沉沙之后，这位考官现在转过身来对他说：“我对你的知识印象深刻。我建议你去申请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学院，那里他们接受了很多像你这样的人。”

艾迪克从没有听说过这个学院。这个学院成立于苏联建国之初，和其它一些类似的学校一起，学院在为工业体系培养技术人员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工作。但这样一个地方很难成为有着天赋的年轻数学家的追求目标。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学院？

1968年后，前苏联的政治环境在不少大学的数学和物理系掀起了一次反犹主义的浪潮。在现代，传统犹太文化中对学术的崇拜往往转化为对数学的兴趣，所以当时有非常多的犹太学生在攻读数学专业。这一文化因素，和从特定学术院系中排挤犹太学生的浪潮一起，产生了一个为这些学生替代数学专业的一个市场。莫斯科和其它城市的某些技术学院开始迎合这个市场，受益于其它大学的反犹政策，这些学院接收了这批高素质的学生。一个有着天赋的犹太数学系学生有时会在冶金学院或者师范学院找到一个教育机会，其他人则会进入铁路工程师学院，其俄语缩写听起来像“米德”（MEED）。因此带来了这么一个说法：Esli zheed, idi v MEED，意思是“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出于押韵的需要这里使用了一个贬义词），那么就去米德吧”。这句口号是典型的骄傲和玩世不恭的混合体，也是犹太学生对抗这个恶劣环境的唯一防御方法。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学院就是从MGU对犹太人偏见中受益的学院之一。它的绰号Kerosinka也反映出了同样的骄傲和玩世不恭。煤油炉Kerosinka是一种以煤油为燃料的加热器，是一种技术含量低、但可以有效对抗逆境的装置。这个学院的学生和毕业生很快被称之为kerosineshchiks，而这所学校也成为了对数学仍然抱有热情的犹太学生的天堂。

俄罗斯数学界对其学科特有的热情在其它文献中也有描述，到目前为止，前苏联的侨民也让许多美国人亲身体验到了这种氛围。“煤油炉”的故事只是激情和政治之间微妙互动的一个例子，只是一个个人和机构为了追求数学而对其面临的逆境进行反抗的故事。

命运如何选择了“煤油炉”作为如此多人才的储备之地？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我们知道还有其它的学院从MGU排挤犹太人中获利，我们也知道这种排斥性政策的制定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在其一开始也可能遇到过一些阻力。对一些学院来说，继续接收犹太学生可能比制定一个新的政策要更容易。但是，一旦发展起来，在“煤油炉”出现了一只犹太学生的骨干力量，这个现象为什么可以被容忍？曾有一些阴暗的传言说，克格勃在一个或者两个地点对犹太学生们进行过监视。不过，其中的一些动机可能是更加积极的：这些学院的管理部门可能看到了院系的良好发展，所以反而尽可能地保护了这一现象的延续。

在进入“煤油炉”后，艾迪克得以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学习纯数学，但不如MGU的学生学得那么彻底。其学习的课程毕竟是为了石化工业中具体的应用而设计的，因此，一方面艾迪克在分析、线性代数、和微分方程方面学得很好，另一方面他的课程中还有相当多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内容。纯数学中还有很多领域是艾迪克在“煤油炉”中无法学习到的。

艾迪克和他的同学们找到了一个办法。他们“爬出围墙”（字面上：大楼被很好地看守着），进入MGU，并且非正式地旁听了一些课程和专题讨论。Gelfand、Kolmogorov和 Kirillov等数学家经常允许甚至邀请这些没有在MGU合法注册的学生们参加他们的课程。艾迪克特别受益于Dmitri Fuchs和 Boris Feigin等教授的善意，他们花了很多自己的时间和这个年轻人一起探讨。这些途径使得艾迪克和他的朋友们能够探索诸如微分流形、李群、表示论和拓扑学等高等课题。

在前苏联的一个特有的发展时期，这种非官方教育体系产生了一个完整的机构——一个位于MGU内部的夜间“大学”。在没有任何官方批准的情况下，教授和学生们利用大学教学楼的空间，在业余时间碰头，举办课程和专题讨论，以拓展和补充“煤油炉”和其它学院的课程。由于这些课程中的许多学生都是犹太人，该机构很快得到了一个名字“犹太人民大学”（Evreyskiy Narodniy Universitet）。著名的数学家，如D. Fuchs、A. Sosinsky、A. Onitschik、B. Feigin、V. Ginzburg、A. Zelevinsky和 A. Shen等，都是这个非官方机构的教授。这个“犹太人民大学”在其主要组织者之一、Bella Muchnik Subbotovskaya去世后遭受到了灾难性的挫折，Subbotovskaya在接受克格勃关于她教育和数学活动的一次问询后，离奇地死于一起可疑的车祸。

在这种环境中，追求数学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是什么促使艾迪克和其他人继续像鲑鱼一样逆流而上？各种迹象表明，他们在大学阶段受到的歧视将持续到他们的职业生涯之中。那么，在面临着如此大的困难和阻力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今后从事数学专业做如此深入的准备？

这个问题的答案触及到了前苏联数学文化的核心，并且可以用来解释数学史上这一时期出现的很多现象。在前苏联的极权主义氛围中，大多数知识领域都需要国家的投入和支持。数学是一个显著的例外，因为数学家不依赖于实验室或者设备，只依赖于同事，他们相对不受政府的控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在数学领域而不是其它领域追求发展。在美国，很多年轻人盯着就业市场来选择职业；而在前苏联，年轻人更有可能根据自己的个人意向来选择学习的专业，然后再用自己的技能来寻找工作。这通常是可行的。“煤油炉”的毕业生们在一些技术机构和开设有专门数学课程的高中找到了工作。另一个被称为“盒子”（yashchiki）的秘密研究机构也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提供了一些空间。这些机构是一些服务于军方或者敏感行业的实验室和学术部门，只有它们的邮政信箱地址为外人所知。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接触到机密材料，所以包括大多数犹太人在内、任何不具备“无瑕疵申请”（chistaya anketa）的人都不可能进入这些部门。

不过，我们知道此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改变了这些学生们的计划。尽管不那么富裕，但现在的俄罗斯学术机构是更加开放的工作场所，前苏联的解体也使得其数学家散布世界各地。关于Kerosinshchiks的一个网站提供了一份部分校友的名单，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在美国从事技术工作，另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在以色列，还有一些在其它西方国家。名单上不到四分之一的校友在前苏联工作（尽管这一统计数字很可能受到了网络和电子邮件访问困难的影响）。Kerosinshchiks曾经受到的教育使得他们在职业中仍然处于有利的地位。

艾迪克呢？他的真名是爱德华·弗伦克尔（Edward Frenkel），在莫斯科进行的那次面试没有能够发现他的才能。像许多Kerosinshchiks一样，弗伦克尔对数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从“煤油炉”毕业之后，他作为被挑选出来的三名俄罗斯数学家之一，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一年后的1991年，他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并且在29岁时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全职教授。

虽然弗伦克尔没有机会参加著名的莫斯科数学圈，但他为他的妻子提供了支持和灵感，Zvezdelina Stankova-Frenkel （也是一位有天赋的数学家）为有天赋的年轻人创办了旧金山湾区数学圈（San Franscisco Bay Area Mathematics Circles）。在数学圈的常驻讲师中，至少有一位来自于“煤油炉”的毕业生，即伯克利的Alexander Givental，以及Dmitri Fuchs本人。

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什么？它是否只是数学史上名字非常奇怪的一段脚注，或者更多？我们在从其它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时必须保持谨慎。这个创造性的过程看起来以一种我们并不理解的方式与文化息息相关。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另一点是，前苏联数学发展的推动力和美国的截然不同。美国的数学，像在其它学术领域一样，主要由学术出版驱动。大学的教职和晋升过程理所当然地被出版需求所主导。然而在前苏联，在一系列微妙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下，数学文化的绽放主要基于人们通过数学的方式进行交流和联谊。我在其它地方也追踪了它对这个学科天才学生们的影响。“煤油炉”的故事给了我们这个场景的另一个视角。

在前苏联，一起做数学的乐趣是一种强大的驱动力。了解到这种力量，也许我们很好地利用它，比如，让那些在我们的行业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代表的数学系学生参与进来。我们也可以利用它来吸引有天赋的高中生或者本科生进入数学领域，无论他们来自何种背景。（也许这样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美国学校的本科生继续读数学专业的研究生。）而对于年轻的教师来说，一些同情和关心可能会大大改善他们生活中的一些困境。

在本文开头引用的诗句中，诗人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写的是关于“上帝的荣耀”，一个比数学的乐趣更为广泛的话题。然而，数学界也许可以从他的话中感悟。如果创造性的冲动在前苏联如此困难的生活环境中都能找到出路，我们就更应该可以为之找到办法，使得它为美国数学做出贡献。

参考出处：

1. https://www.ams.org/notices/199910/fea-saul.pdf

中美贸易战和中欧关系

比利时荷语杂志MO的记者JOHN VANDAELE在2019年6月29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原文标题为《中国和西方：大碰撞还是妥协》，他从欧洲人的角度上分析了最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和对抗，并讨论了欧洲在世界新格局中的位置和作用。以下为该文的中文翻译，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部分内容有删节。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中国同行习近平本周末在日本举行的G20首脑峰会上进行了会晤，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他们之间进行的磋商之上。MO记者John Vandaele分析了这场西方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对于普通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双方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争斗双方的美国和中国在几十年前都投身于全球化的潮流之中，但它们各自做出了不同的政治和经济选择。现在，这种选择上的差异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中显现无遗。

贸易战接下来会怎么样？它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欧洲人和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并可能导致新的冷战，这场对抗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美国认为所有的错都在中国，这种说法对不对？

全速前进的人民共和国

这一切都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以及这个奇迹给太平洋两岸带来的不同体验。1977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还不到2000亿美元；到了2018年，这个国家的GNP已经超过了13万亿美元，和1977年相比增长了65倍。

199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总体量约2%，2016年这个比例已经达到15%。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革命。简单来说，这意味着中国的制造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加强。

因为中国制造出来的产品也用于出售，包括出口到欧洲，所以普通中国人的收入也随之得到了大幅的增长。国民收入随之飞速增加，7亿人得以摆脱了极度贫困的经济状况。

中国发展的征途从生产T恤或者运动鞋开始，但很快就不再局限于此。在全球20家最大的互联网企业名单上，已经有9家中国企业的名字。

目前，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一点也不逊色于美国或者欧洲，她拥有了越来越多的专利。在电信领域，华为是拥有专利最多的全球领导者，也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领头羊。比利时汉学家和科技企业家Pascal Coppens在他新出的一本书中也指出，作为将来最大的创新者，中国将成为新的技术标准。

欧洲人和中国人合作仍然顺利的领域

欧盟正在调整对中国的态度，但在某些领域，中欧关系保持得相当良好。

在鲁汶的IMEC研究所，东西方的合作照常展开。“我们将继续与华为、三星或者英特尔开展一些特定的国际研究项目，它们是所有相关的地缘政治的代表。”IMEC的新闻发言人Hanne Degans如此证实。

“我们研究一些基础的课题，比如如何将芯片做得更小，或者以不同的方法生产芯片，得到更高的效率。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知识和技术是共有的，这种良好的互信关系目前没有受到影响。”

“华为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Degans还强调，他们看不到任何不信任华为的理由。“（华为）他们到目前为止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我们从未确认他们有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例如试图从协议之外的项目中搜集信息。”

此外，弗莱芒校际生物技术研究所（VIB）的科学主任Dirk Inzé表示，他与中国合作方的合作进展十分顺利，“他们希望发展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双赢关系，一种终生的伙伴关系。”

产品如何回归欧盟

“我们不必害怕，” Dirk Inzé说，“我们之间有非常好的合作氛围，开放坦诚的态度，他们渴望学习，但我们也可以向他们学习。我认为科学和音乐、体育一样，是一个我们可以跨越国界进行合作、并且寻求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找到解决方案的领域。”

比利时科研人员Pierre Verlinden先前对MO杂志表示，欧盟可以回过头来自己生产太阳能板，只要欧洲企业准备好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如何做到这一点。如果中国人希望互利互惠，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展示工业行业如何可以从中国回归欧洲，而不总是在相反的方向。

中国模式的秘笈

中国快速崛起的秘密是什么？答案并不是某个单一的因素，很多元素都在此发挥了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努力工作、愿意“吃苦”为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周6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成百万上千万的中国人在工厂中为我们生产着产品。

此外，还有中国文化本身，两千年以来中国文化就鼓励人们学习和获取知识，学而优则仕。中国曾经因为昔日帝国的没落而迷失了方向，而现在我们重新看到了一个充满强大动力的中国。几十年以来，面向每个人的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发达的城市因此可以从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上海的学生在国际PISA评测排行榜上连续多年位居前列。

“教育是他们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他们努力学习通过考试，以获取管理层职位。”Pascal Coppens这样写道。这一知识传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国家可以如此顺利地转向创新竞争阶段。在中国，每年有470万年轻人从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毕业。在美国，这个数字是60万人。

（此处有部分删节）

市场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教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得到了较好的运行，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这种模式在更大程度上被党的官员们所推动。自从邓小平1982年上台以来，实用主义一直是至高无上的原则。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它能够帮助这个国家向前发展。在中国，只要成果摆在那里，到底是市场还是政府带来的成效并不重要。

80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以来，西方对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产生的厌恶感从未在中国出现。市场在中国始终是一种工具，从来就不是一个必须尽可能应用或者强制使用的教条。

中国政府在基础经济方面做出的选择要远远多于西方。如果政府认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行业需要得到发展，那么这种发展就会被实现，并且以一种飞快的速度。在十年间，中国已经成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太阳能板生产国。

借助“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政府希望在2025年时在10个技术行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并因此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为此，国家使用了多种可行的工具：补贴，（管理着大部分储蓄的）国家银行提供低利率信贷，或者直接通过众多国有企业进行支持。

通过这种方式，国家拥有巨大的能力可以吸引众人面对同一个目的，并致力于实现这些长期的目标。这种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是非常有价值的。在这个方面，西方现在也有某些声音认为，为了和中国进行竞争我们也应该设立长期目标。

拉起手刹的全球化

中国成功的部分原因还在于中国对全球化开放的巧妙方式。国际资本流动通过有针对性的方式逐步实现，即便是最受欢迎的、对实体经济最有益的实际投资，其实现也具有一定的前提条件。

几乎所有项目的启动都必须和一个中国伙伴进行合作，通过这种方式中方也被允许获得新的技术，这就是现在广受批评的强制技术转让。不过在此期间，带有强制性合资企业的行业数量已经明显地减少了。

银行和金融系统，可以说是经济的神经系统，其大部分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拉起手刹，是面对全球化浪潮的一种明智的反应。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2008年的经济危机以及其后续事件（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民族主义抬头以及日益加剧的政治不稳定）证明了西方模式并不优于中国模式。西方人的民主对于中国来说也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榜样。

（此处有部分删节）

西方的工薪阶层没有得到发展

在中国经历这场经济革命的同时，美国也在经历着重大变革。与大多数西欧国家和日本不同，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具体来说，和英国一样，这意味着采取更为激烈的形式进行去工业化过程，作为结果，老工业区遭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打击。

在美国和英国，政治有意识地破坏了工会的地位。政治在美国越来越多地被大资金、大企业所控制，这些资金和企业形成了一个主要服务于自身利益的体系。美国倾向的全球化，实质上是主要有利于股东和大公司高层的全球化。

美国全球化的后果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普通的工薪阶层很难在过去40年的收入增长中获利，所有的利益都流向了社会顶层。

在政经关系上，股东价值（shareholder value），即股票的价格和分红，成为了衡量事物的标准，这一标准促进了短期思维。那些能够在短期内推升股价的事情占了上风。企业盈余被用于购买自己的股票，目的就是抬高股价，这种做法成为了通用的做法。很显然，这种做法和中国的长期规划恰恰相反。

总而言之，美国以一种短视的方式接近全球化，主要服务于富人阶层。其中一个显著的副作用即美国的非拉丁裔白人的预期寿命出现了下降，很多人死于滥用毒品和自杀：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ngus Deaton研究中的所谓“绝望死亡”。

然后，特朗普出现了

特朗普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充满火药味的世界。在竞选过程中，他抱怨说“中国人偷走了大家的工作”，美国“多年来一直被中国所强奸”，他用这个故事成功地触发了那些全球化过程中失意者的共鸣。

后来，特朗普还补充说，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并且窃取美国人的发明，他将其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案”。这是一个很吸引眼球的说法。但这些指控是否正确？

胜利的傲慢

（此处有部分删节）

但是，除了西方的错误估计以外，还有别的声音。新加坡前外交官和作家Kishore Mahbubani在他的新书中写道，“西方是否迷失了方向？”出于胜利的兴奋，西方如何忽视了中国取得的飞速发展，以及亚洲其它国家的发展。

Mahbubani甚至将其称之为傲慢：西方无法想象在之前2000年间统治世界经济长达1800年的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重新站到了前列。它们通过采纳一些西方的价值观，比如科学和技术，以及良好的管理，实现了这一目标；与过去不同，它们希望帮助人民向前发展。

渴望无障碍地开展业务

西方公司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兴趣也很浓厚。通过在市场上出售商品，或者从高效、低价的中国出口商品，西方公司获取了大把的利润。西方政府对此并无异议。

（此处有部分删节）

西方有意识的选择

中国政府的长期规划甚至一直延续到2121年，到那时党将存在200年。Pascal Coppens在他的“中国新常态”一书中指出，这是中国发展成为经济和技术超级大国的一大优势。

事实上，国家的产业计划和国有企业有时候会导致产能过剩的出现，比如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压制了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并且对世界其它地方的厂商产生影响。

同样正确的是，中国的大型国有银行掌握着最大份额的储蓄，它们优先（并且低利率地）贷款给其它国有企业，其中一些公司进入了世界上最大型的跨国公司之列。储蓄不能流出中国，因此政府可以很好地控制利率，将它保持在低位。

这也是西欧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前30年中所做的事情。在新自由主义革命和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之后，西方国家失去了对自己储蓄的控制权。但这是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他们本以为这样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

此外，西方国家在各个工业部门及金融行业中也有不少国有企业，大多数国家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和这些国有企业开始保持距离。但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可以因为中国没有做出相同的选择而批评它吗？

你可以看到，西方国家正从当初他们所做的某些新自由主义选择上开始掉头，并重新开始讨论相关的工业政策。

西方现在也想要更多的计划

很显然，和中国的竞争是如此激烈，欧洲开始倾向于学习和采纳中国行政管理方法的部分内容。在德国工业联合会的一份关于中国的出版物中，我们可以读到：

“中国政府正在进行长期规划并制订了雄心勃勃的长期目标，与中国的系统性竞争迫使我们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上进行更多的思考，这需要工业界和政界共同努力。德国政府和欧盟机构不应该将它们的政策限制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上，而应该拿出必要的勇气制订和实施长期愿景以及类似‘登月计划’这样的目标。”

单纯依靠市场显然不能看得更远，这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因此，人，管理者以及政治家必须在这里进行干预。

德国经济部长Peter Altmaier在他的“2030国家工业战略”中写道：“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中的市场力量不能保持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时，政策干预便成为了国家的责任和任务。”

与之相应，法德两国对欧盟委员会施加压力，希望其允许铁路巨头西门子和阿尔斯通进行合并，以开展和中国铁路生产商的竞争。最终欧洲竞争专员Margrethe Vestager否决了合并动议，理由是这将导致欧洲的买家没有足够的选择。

德国和法国政府认为，欧盟在做出类似决定时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内部市场，而应该将世界市场也考虑进去。毕竟中国政府允许大型的公司并购，使得这些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更加强大。

技术被盗？“中国现在在自主创新”

中国偷了很多技术吗？和每一个新兴大国一样，中国确实希望尽快、尽可能多地复制西方的技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外国公司不得不和一家中国企业组成合资企业，西方公司很乐意以技术进行交换，获得进入中国市场和廉价的中国生产系统的许可。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这个月初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白皮书，里面回应了这些指控。附带有很多证据，中国阐明了它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创新上的领导者，而不是通过窃取别人的发明。

这也是弗莱芒校际生物技术研究所（VIB）的科学主任Dirk Inzé所说的，“十年来他们迈出了一大步。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此外，还将科研人员送到世界上最好的生物技术实验室。在这里工作的300多人中，就有50个中国博士研究生。中国自己也有很好的大学，他们大学之间和顶尖人才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相互竞争。”

欧洲专利组织（EPO）也证实，多年来他们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EPO的首席经济学家Yann Ménière说，“中国已经赶超了我们。他们正在进行自主创新。中国公司现在要求保护的是他们自己的创新。”

特朗普飓风

由此得到的结论很明显，西方错误地估计了中国，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应该和它们一样。目前的局面是西方国家政府自己做出的选择的后果，他们选择尽量少地制订工业政策。美国选择不保护自己的工业，正如日本和德国所做的一样，他们在有计划的技术开发方面做得更少。

这也是美国和英国自己的选择，他们面对不平等而放任不管，并使得教育和医护变得如此昂贵。这个责任在于向跨国公司负责的美国政府，以及那些由跨国公司支付实际报酬的政客们。

直到现在，像美国经济学家Larry Summers这样始终欢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人，突然发现在美国我们也需要强大的工会组织，才能更公平地分蛋糕，并保留住一点点全球化的东西。

因为他们担心，过去几十年来的这种短视的金权政治可能会在名为特朗普飓风的帮助下消灭整个全球化进程及其相关的国际机构。

贸易战对普通美国人没有帮助

最近，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征收了很重的关税，但是这个做法对于支持他的选民们来说是一剂良药吗？显然，中国可以采取和实施报复性措施，在报复过程中，中国试图精准地打击那些选举中支持特朗普的州。

和美国将华为列入黑名单相仿，中国已经宣布她也将设立一个“不可靠公司”名单。同时，中国警告那些前往美国的游客，因为那个国家枪击案随处可见。

然而，贸易战肯定无法解决那些美国努力解决的内部问题：严重的不平等，基础设施的缺失和熟练人才的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内部的政治变革。

无法确定针对中国的关税能够将多少就业机会带回美国，但进口关税的增加将提高在美国的消费品的价格，并且在相当的意义上影响购买力。

而且，其它国家可以取代中国出现在贸易链中。中国企业现在已经开始尝试通过越南避开加收的关税，标有“越南生产”的中国商品抵达越南的海防港，然后运往美国。如果美国不把这种惩罚性关税扩大到其它低工资国家，那么现实中就存在这样的风险：这些国家接管中国的生产，美国的就业机并不会增加。

iPhone不再来自中国

美国政府所捍卫的选择，即要么它想和盟国一起尝试改革和中国的关系，要么它试图孤立中国。欧洲外交官们指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在推动改革这个体系，还是在抛弃全球化并孤立中国。

后一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点燃民众的情绪，使大家怒火中烧。因为抛弃全球化预示着摧毁过去30年来建立起来的产业供应链。

这将意味着iPhone不再在中国组装，高通的芯片不再允许用于中国，中国不再出口生产风力发电机所需要的稀土金属，中国不再是西方汽车和客机生产商的主要市场，等等。

这将导致不少摩擦和不确定性，其后果将影响全球经济并使得民众情绪爆发。这样的状况你知道从哪里开始，却不知道会在哪里结束。

就像Kishore Mahbubani在他的书中所指出，最大的危险在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没有看清眼下的现实，它们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大有不同，西方国家不再具有以前的能力和统治地位。

欧洲位于中点

在让更多人享受全球化成果方面，大多数欧洲国家比美国做得更好。

然而，西欧也失去了很多高薪工业岗位，替代岗位总是不如以前那么好。此外因为移民潮，民众中有一部分人对全球化和对外部世界开放持批评态度。

此外，欧洲不是数字化、互联网、人工智能方面的领跑者，在这些方面其应用和市场化的应用都不在领先的位置。

欧盟也与中国存在逆差，虽然数额没有美国那么大。欧盟是中国最大或者第二的大出口市场。

作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和伙伴的中国

2019年3月欧盟调整了对中国的态度。欧盟委员会在3月拟订的一份新的政策文件（欧盟-中国：战略性展望）中，首次将中国称为“推动不同政治模式的系统性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中国在其他领域仍然是欧盟的一个合作伙伴，在这些领域我们有着相同的目标；在技术主导权争夺方面，中国是欧盟的一个经济竞争对手；中国是我们必须在利益关系中找到平衡的谈判伙伴。

很显然，欧洲没有转向类似于新冷战这样的激进局面，她希望在必要的情况下和中国合作。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可能赢得诸如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斗争。

欧盟还希望将中欧关系转向对她更有利的一面。她最大的武器就是巨大的市场，她可以利用这个武器在谈判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比如要求中国在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上采取更开放的方式。

谈判中一个关键的前提是27个成员国必须同心同德，避免和中国各自为战。只有欧盟保持她巨大的体量，她才能发挥重要作用。（此处有部分删节）

（此处有部分删节）

内斗的欧盟国家

中国在很多方面试图瓦解欧洲的凝聚力。比如著名的16+1动议，16个中欧和东欧国家（其中某些是欧盟成员国，某些不是）和中国每年就更好的合作关系进行协商。

欧元危机使得欧盟更容易受到中国这些举措的影响。欧元危机中受影响较大的国家，如希腊和葡萄牙，就对中国的投资建议持开放态度，希腊因此在最近加入了16+1动议。因此这些国家不大愿意欧盟联合起来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随后，意大利成为了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G7成员国；作为一个全球投资倡议，习近平希望通过它建立起一个更加“中国中心化”的世界。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欧盟能否保持足够的团结，以真正改变中国。也正因此，可以推动所有成员国的欧盟政策才是执行强有力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

这将是欧盟在未来发挥其地缘政治作用能力的重要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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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mo.be/analyse/china-en-het-westen-de-grote-breuk-het-compromis

 

皮特的颜色

12月6日，圣尼古拉节­。

大白马是“天儿可差”，驮着老头圣尼古拉，后头跟着黑皮特，挨家挨户把礼物发。

每年12月6日，是比利时儿童们的节日。在这一天清晨，壁炉前头一晚放置好的鞋子边会出现大大小小的包裹，孩子们相信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圣尼古拉带着黑皮特送来了他们的礼物。

这是一个在西欧流传至今的节日，是一个成年人为孩子们精心编织并细心呵护的童话世界。

虽然圣尼古拉节在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卢森堡庆祝的日期和方式略有不同，但这个童话世界的主要内容是相似的。在孩子们的眼中，白胡子圣尼古拉是位慈祥慷慨的老人，每年11月底他带着仆从黑皮特们从西班牙坐船而来。圣尼古拉知晓每个孩子这一年来的所作所为，那些乖的孩子可以写信告诉他自己的愿望，不乖的孩子也可以在信中诚恳地承认错误以换取圣尼古拉的谅解。圣尼古拉和黑皮特们会来到学校，检查孩子们一年来的表现，给他们送上小小的礼物；圣尼古拉和黑皮特也会出现在街道上，给身边的孩子送上糖果。

孩子们最惦记的日子就是12月初的圣尼古拉节，因为这天早上圣尼古拉会送来他们愿望清单上的礼物。在圣尼古拉节前夜，每一个孩子会虔诚地把一只鞋放在壁炉前，鞋里通常会塞上一根胡萝卜，这是给那匹大白马的酬劳，用心的孩子还会央求父母在壁炉旁准备好啤酒，这是黑皮特的最爱；或者一些糖，天知道圣尼古拉也喜欢吃糖，和孩子们一样。安排好这些以后，孩子们才会安然入睡，带着期待进入梦乡。

当时针划过12点，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如此晚，父母们就开始行动了。他们从阁楼或者地窖的隐蔽之处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轻轻放在鞋子旁边。男主人打开啤酒，开心地享受自己的酬劳；女主人则咬上一截子胡萝卜，剥开一颗糖，有意无意地把糖纸扔在地上。“戏精”父母还会特地出门走一圈，带上一脚的泥水，从门口到壁炉之间留下一串脚印。

“爸爸你看，圣尼古拉进门时没有擦鞋！”当第二天早上听到孩子们的抱怨，戏精们总是会心地相视一笑。

虽然我的演技远没有如此出色，但从搬来比利时的第一年起，我家也严格地执行这个流程，女儿很开心中国娃娃也能得到圣尼古拉的青睐，尽管那时候她还不明白幼儿园里那个白胡子老头嘴里嘟囔的是什么。

这个美丽的童话一直维持到了小学三、四年级，一来她对学校里那个黑皮特的长相表示了深切的怀疑：“那个皮特长得很像我们老师，我拉着她叫她的名字，她捂着嘴还不承认！”二来最后一年她无意中在垃圾筐里发现了购物小票，小票上的物品和她的礼物一模一样。

在自己的探索和同学们的讨论之下，女儿终于明白圣尼古拉和黑皮特是一个美丽的虚构，那一刻的感受一定十分复杂。同样明白了真相的孩子们将加入父母的队伍，在弟弟妹妹面前扮演吃瓜群众以呵护这个童话——当然，他们还会继续得到以圣尼古拉为名送来的礼物，何乐而不为？

圣尼古拉被认为是圣诞老人的前身。大航海时代后期，荷兰人穿过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来到新大陆，他们在美加东海岸定居下来，同样也带去了圣尼古拉。随着时代的变迁，圣尼古拉的主教帽子逐步演变成为软软的三角圣诞帽，坐骑大白马变成了驯鹿和雪橇，只有红色的服装和白胡子得到了传承。

细心的朋友一定发现了一个问题：黑皮特到哪里去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黑皮特的历史要远远短于圣尼古拉。

早在中世纪以前，圣尼古拉的原始形象就已经出现，中世纪开始有些地区已经出现圣尼古拉节的雏形，人们把硬币扔进穷人们的鞋子里帮助他们渡过年底的难关。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圣尼古拉节被提前到了12月初，并逐渐转变成为孩子们的节日。但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黑皮特的角色仍未出现在圣尼古拉节的传统中，因此在十七世纪荷兰人在美洲开疆辟土的时候，随之带走的圣尼古拉节角色中只有这个白胡子老头，今天的圣诞老人没有任何随从也就很好理解了。

黑皮特首次成为圣尼古拉节的人物角色，是在1836年荷兰档案保管员Laurens Philippe Charles van den Bergh写的《圣尼古拉的黑仆从》一书中，1850年教育家Jan Schenkman的《圣尼古拉和他的仆从》一书中首次出现了一张带有黑皮特的插图。

黑皮特的传统形象^【1】。

在传统的形象中，黑皮特有着黝黑的皮肤，鲜艳的厚嘴唇、黑色卷曲的头发。因为这些特征，黑皮特的形象一直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他们认为黑皮特的形象加上仆从这一角色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意味，“白人是主人，黑人是仆从”是从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刻板印象，必须把它从现代社会生活中移除。

支持保留黑皮特形象的人则认为，黑皮特已经成为了圣尼古拉节传统的一部分，尽管存在形象上的相似，但黑皮特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无关。不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对黑皮特的感情是深厚的，不带任何种族主义色彩或者地位高低情感的。

正反两方的争辩从上个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随着更多的非洲裔从荷兰的海外领地移民到荷兰本土，关于是否应该改变黑皮特形象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最近两年，每到圣尼古拉节到来之际，荷兰的大小媒体中就会出现相关的辩论，虽然大部分人认为黑皮特并不具有歧视性，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支持改变黑皮特的形象。

有人认为应该绕开肤色的说法，皮特的黑并不是因为他的肤色，他脸上的黑实际上是烟囱里的黑灰，因为皮特给孩子们送礼物有时也从烟囱里爬进屋，所以脸上蹭满了黑灰，他们不是“黑皮特”（zwarte pieten）而是“烟囱皮特”（schoorsteenpieten）。同时，大部分的烟囱皮特都避免继续使用猩红的厚嘴唇和黑色卷发的形象。

烟囱皮特的形象^【2】。

有人认为皮特不应该是黑皮肤，也不应该是白皮肤，而应该是“彩色”皮肤——既然同在世界村，那么各种肤色的人都能成为皮特，皮特可以是黑色，也可以是红色，黄色，蓝色和绿色。在全球化的今天，也许彩色皮特（kleurenpieten）才是政治最正确的选择。

彩色皮特^【3】。

这两年，多元化皮特之风在荷兰越演越烈，除了上述的烟囱皮特和彩色皮特以外，还出现了“华夫饼皮特”，脸上用棕色的颜料画成华夫饼那样相互交叉的格子，甚至还出现了“无麸质皮特”，无麸质皮特在形象上倒没有什么特别，但他分发的糖果都是无麸质的，这样麸质不耐受的小朋友也能享受从皮特手中得到糖果的乐趣。

皮特的演变，已经超出了种族主义与否的范畴。

在中国，我们的历史文化中也曾经有过类似黑皮特的角色，但似乎并没有引起过太大的争论。比如，《太平广记》中写崔生和红绡相好，多亏崔家老仆人昆仑奴的帮助，最终有个happy ending。

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顾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报老奴。

磨勒这个名字不似汉名，实际上，昆仑奴即唐朝时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奴仆。《南海寄归内法传·卷第一》记载，

良为掘伦。初至交广。遂使总唤昆仑国焉。唯此昆仑。头卷体黑。自余诸国。与神州不殊。赤脚敢曼。总是其式。

由此看来，昆仑国移民到唐朝的仆人，同样有着黑色的皮肤，卷卷的头发，与黑皮特的形象十分相似呢。

到了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用了不少春秋笔法，在唐僧三个徒弟的人物设定上，除了沙僧以外，其他两人成了猴子和猪的化身，从此西游记褪去了任何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可能。实际上，孙悟空是非常受孩子们欢迎的，歧视从何谈起？同样的，黑皮特也很受孩子们的欢迎，哪里能看出歧视来？

白龙马，蹄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

参考出处：

题图图片来自Wikimedia，版权信息：free to use share or modify。

1. 图片来自Pixabay，版权信息：free to use share or modify。
2. 图片来自NOS。
3. 图片来自Twitter。

主要看气质？别天真啦！

上个星期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100周年纪念日，当年的协约国国家首脑们齐聚在巴黎，参加法国总理马克隆主持的一项纪念活动。纪念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但活动后有一张照片却引起了俄罗斯媒体的不满以及外界的热议。

这张照片的主角是普金。

在法新社的这张照片中，站在观礼台上的川普向台阶下的普金伸出手去，因为所站位置存在高度差，所以照片上普金的形象显得矮小很多，对川普形成一种仰望的姿势。

根据俄罗斯网民的评论，在俄罗斯媒体中有一个潜在的规则，即不允许以不合适的角度拍摄普金，所有影像中俄罗斯总统的形象必须显得高大上。

星期一下午，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在新闻中撤掉了这张照片，换上了一张各国领导人坐在椅子上的照片，照片上普金和其他人的高度保持相当。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今年7月，川普和普金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了第一次峰会，当时就有西方媒体拍下了下面这张照片。

川普身高1米9，普金身高1米7，这两人即便站在平地上都会有显著的高度差。抛开政治上的故意，这个摄影记者至少是不称职的，他有意无意地选取了这么一个角度，使得照片上右侧的普金几乎完全被演讲台所遮挡，而左侧的川普则显得气宇轩昂。

如果换一个俄罗斯的记者，那么情况一定大不一样。在俄罗斯媒体的照片中，普金大帝至少也应该和身边的人高度差不多，这可以通过一系列事先或者事后的操作实现，比如特地安排身高1米65到1米7的随从或工作人员，或者后期进行选取和剪辑。

C位，高度正常。

拍摄现场全景。

作为俄罗斯的头号人物，通过二人转的把戏，普金掌管克里姆林宫已经快20年了。按理说作为大国领袖，普金这二十年积累的气场绝对不会输给投机成功的商人川普，更 不输给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但尽管如此，俄罗斯媒体记者中还是流传着这么一个潜规则，普金不能在身材上输给任何人。

这说明什么？说明包括普金大帝在内，任何人都有可能在身材和颜值上不够自信。主要看气质？那只是一句自嘲的话，切不能当真。

气质派可能会不同意：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捉刀人”的典故？

《世说新语》中的《容止》篇记载了关于曹操的一段逸闻。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当之，乃自捉刀立床头。事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说是匈奴派使者来见曹操，曹操认为自己颜值太低，压不住场子，就让帅哥崔琰装扮成魏王，自己假扮成侍卫，握着刀站在床边。会见仪式完了，找探子去问使者：你觉得魏王咋样？匈奴使者答道：魏王很潇洒风雅、仪表堂堂，但床边那个握刀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啊！曹操听了这话，赶紧派人去追杀了这这使者。

你看看，眯眯细眼、身材不够高也不妨碍使者一眼就认出了有着王者霸气的曹操嘛。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分析分析曹操这一出戏的背后。

曹操善于演戏，什么梦中杀人啦，什么割发代首啦，这在正史和演义里都有记载。崔琰是曹操手下的谋士，但因为直言不讳，反对曹操称魏王，以及反对在冀州征兵等事情早就失去了曹操的信任。

匈奴使者来朝，曹操假意自惭形秽，让崔琰扮作自己。这里面的意味很深，一来说明曹操还是很看重容貌的，君王长得不如臣子好看本是常事，但因此要臣子假扮君王这也太离奇了；二来臣子假扮君王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可不是被马超追得割须弃袍的时候，这是召见匈奴来使，尽管授权于曹操，但这要事后论起来，崔琰免不了脱一层皮。

崔琰是何等聪明的人，能不明白这个道理？拒绝演戏是违抗王命，要掉脑袋；乖乖地演戏也不见得就安全——万一使者对自己一通马屁，让在颜值上本来就自卑的曹操对自己产生了嫉妒怨恨之心，那也得掉脑袋。

所以可以想象到，面对匈奴使者的崔琰内心是恐惧的，表情是僵硬的，言语是敷衍的。匈奴使者本来不明就里，看到一个紧张兮兮的“魏王”和一个自信十足的“侍卫”，所以心里就作下“捉刀人才是真英雄”那么一个评价，没曾想这话救了崔琰一命却把使者自己的性命给丢了。

当然，逃过一劫的崔琰最后也没能安全落地。建安二十一年，崔琰怒怼马屁精杨训，因此被曹操贬为奴，不久后被赐死。

与曹操相比，春秋时齐国的晏子身材更为矮小，出使楚国时楚王曾挖了个狗洞让他钻过去，想必晏子对自己的颜值更为不自信。

《史记·管晏列传》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说是晏子在齐国做丞相时，有一次坐车出门刚好从车夫家门前经过，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地看她的丈夫，只见车夫同学正在为晏丞相驾驭，拥坐在华丽的大伞盖下，挥舞鞭子赶着四匹高头大马，神采飞扬，意气风发。

等车夫回家后，车夫妻子冷不丁地提出要和他离婚。车夫很纳闷：我给丞相驾车，这是多有面子的工作啊；又是收入可观、岗位稳定的公务员，你难道还有啥不满意的吗？便问是什么原因。

他妻子说：“晏子个子很矬，算起来最多是个三级残废，却做了齐国丞相，名声显赫于诸侯。今天我看他出门的样子，那种思想深沉、态度谦和的神态真是让人佩服；而你，虽然人高马大，给人作个车夫倒是洋洋得意、自我满足了，所以咱俩还是分手吧。”

车夫听了，便主动控制自己变得谦和起来。时间一长，晏子感到奇怪便问起他来，车夫就把前后的原委都如实回答，不多久，晏子便推荐车夫作了大夫。

这是一个很励志的故事，一个成功的车夫，哦不，一个成功的大夫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激励他的女人。不过，细细一想，这个故事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车夫后来当了大夫但没有能够留下姓名，所以这个大夫很可能只是对官僚的一个总称，估计不是个什么大官，也可能就只是个汽车队队长的职位。先秦年代的历史都来自于史官的记载，不到一定级别的官员是见不到史官的，所以车夫和他妻子的这一段对话很可能直接来自于晏丞相，或者说，整个故事就是晏丞相讲述出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晏丞相的故事的中心思想就只有两条：一，虽然我矮矬，但我气质好啊，得到了广大妇女同志的青睐；二、虽然我气质好，但我不嫉妒身材和颜值高的人，反而不拘一格地为齐国选拔人才。

所以，这故事和车夫没啥关系，和车夫励志的妻子也没啥关系，倒很可能出自于丞相府宣传科哪位秘书之手。

气质是个fancy的词，但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评价一个人“颜值高，而且气质佳”，这是极好的；但评价一个人“可爱”、“有气质”、“知性美”，则远远不如一句“你真漂亮”来得直白和有效率。

记住这一点，可以少遭很多白眼。

移民在比利时

身边有些朋友，不仅仅是那些在国内的同学同事还包括一些在比利时生活了多年的熟人，他们会问起关于比利时移民的一些问题。比如：

• 比利时是个移民国家吗？移民在比利时好找工作吗？
• 比利时的外来移民多吗？移民在比利时会不会受到歧视？
• 这几年欧洲接纳了很多难民，比利时的难民多吗？是不是给当地带来了安全问题？

或者苦于手头上没有翔实的数据、或者因为自己经历有限，很多问题我都不能给出准确的回答。

列日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Jean-Michel Lafleur和Abdeslam Marfouk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问卷包括和移民有关的21个问题，调查的对象是比利时当地人——应该主要是法语区的比利时人。2017年，这两位研究人员发表了名为《移民比利时的21个问答》的研究成果。今年，荷语鲁汶大学的教授Nadia Fadil将这个成果翻译成为荷兰语，并汇集、出版了同名的一本书。

《移民比利时的21个问答》，该书的电子版可以从这里^【1】免费下载。

本书中，在每个问卷问题之后，作者首先公布了问卷的统计结果，这些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比利时人在移民问题上的观点。接下来，通过翔实的数据展示，作者明确地指出了这些问题在现实中的答案，书中对所有引用的数据都提供了出处和参考资源。

本文简单地概括一下这21个问题和相应的回答，这些内容和数据来自于对《移民比利时的21个问答》一书的翻译，并不代表本文作者自己的观点。

问题1：移入移民、移出移民、外籍职员、外国人、当地人、外来人、寻求庇护者、难民、非法居留者以及无证居留者几个概念之间有何区别？

在有关移民的话题中，往往会出现多个相似又不尽相同的概念，这主要因为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准确的“移民”定义。根据联合国的文件，移民指的是那些现居住国和出生国不同的人群，而不论其现国籍或者出生时国籍的异同。

移民分为移入移民（immigrant）和移出移民（emigrant），对于多数生活在比利时的华人来说，对于比利时而言我们就是移入移民，而对于中国来说就是移出移民。

外籍人士（expat）和侨民的内涵基本相同，定义为持有国籍和居住国籍不同的人，但往往特指那些持有他国国籍、而在居住国工作的人。

外国人（vreemdeling）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内涵包括出生于其它国家的移民，也包括持有他国护照的人。

比利时也经常使用当地人（autochtoon）和外来人（allochtoon）的概念。其中，对外来人的定义为：不论其是否拥有比利时国籍，所有合法在比利时居住、并满足以下条件的人群：a) 父母和祖父母中至少有1人出生于比利时以外的其它国家； b) 因为其种族背景或者其经济状况在社会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此外，难民（vluchteling）指的是被官方认可身份的寻求庇护者（asielzoeker），而没有合法居留文件的人（mens zonder papieren）和我们平时所说的“黑户”都属于非法居留者（illegaal）。

问题2：移民在比利时属于新生事物吗？

很多人认为比利时的移民和最近的难民潮有关，但事实恰恰相反，比利时的移民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了。当时的比利时政府积极招募来自于地中海沿岸各国（摩洛哥，意大利，西班牙）的劳工来比利时从事矿业生产，虽然在1970年这项劳工移民政策被取消，但这并不意味着比利时移民时代的结束。

总的来说，在1948年到2015年之间，比利时的移入移民远多于移出移民。最近几年比利时的移入移民主要有从冲突地区涌入的难民，通过家庭团聚来到比利时的外国人，国际学生以及从其它欧盟成员国进入比利时的欧盟移民。

问题3：比利时有多少移民，他们来自哪里，他们住在哪里？

根据比利时政府部门人口登记的数据，比利时总人口中有16%左右的移民。在过去的15年中，移民总人数增加了68%，从2001年的1080790人增加到了2016年的1812409人。

与普通比利时人心目中的印象不同的是，大多数移民并不是难民，他们主要来自于摩洛哥和欧盟的其它国家（864756人或48%）。来自于以下四个国家的移民总数占所有移民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摩洛哥210958人，法国185844人，荷兰130414人和意大利120504人。

如果看一下移民在比利时居住地的分布，超过40%的移民居住在弗兰德斯大区，其它30%的移民居住在瓦隆大区，30%居住在布鲁塞尔。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计算，移民占布鲁塞尔总人口的44.5%，占瓦隆大区总人口的14.6%，占弗兰德斯大区总人口的11.7%。

问题4：比利时有多少外国人？

根据比利时政府部门人口登记的数据，11.5%或130万的比利时人口拥有外国国籍，其中，8.1%的外国人居住在弗兰德斯，9.9%的外国人居住在瓦隆，34.6%的外国人居住在布鲁塞尔（本文作者注：为什么加起来不是100%？）。同样在过去的15年中，这一人口数字从2001年的861685增长到了2016年的1295660，增长比例为50%左右。

与移民类似，大多数的外国人（68%）来自于欧盟，主要来自于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来自非洲的外国人占14%，来自亚洲的占10%。

问题5：移民离开原籍国的原因都有哪些？

传统中，移民的原因主要分为两种：自愿移民和被迫移民。自愿移民包括出于经济、学习和家庭等方面的原因，是一种主动行为；被迫移民包括出于危险、威胁和歧视等原因，是一种被动行为。在今天的现实中，自愿移民和被迫移民的区别并不是那么明显。

此外，移民意愿中还包括所谓的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推动因素指的是原籍国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状况带来的排斥力，而拉动因素指的是东道国各方面条件带来的吸引力。

问题6：移民为什么想来比利时？

一般来说，移民对东道国的选择常常会通过语言、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联接，考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以及汲取前期移民的经验等等。

对于比利时来说，布鲁塞尔作为欧盟首都这一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此外，一些移民对比利时在某些行业紧缺的临时工作比较感兴趣，比如建筑工人，比如护理人员。另外，来自法语非洲国家的移民在比利时的劳动力市场上能够找到更多的机会，在比利时大学更容易完成他们的学业。

与我们的刻板印象相反，以享受社会福利为主要动力的移民在其中占很小比例。

问题7：这几年来到比利时的移民有多少，他们都是谁？

2015年，共有110158名外国人来到比利时，这比2011年减少了7%，其背后的原因是近几年来比利时政府采取的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

此外，在2015年来到比利时的外国人中，70%的人来自于欧盟国家，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法国、罗马尼亚和荷兰，这一事实也和那些“我们被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所淹没”的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同年，比利时向非欧盟国籍外国人发放了50085份居留许可，一半以上的人是通过家庭团聚的渠道来到比利时，其中排名前三的原籍国为摩洛哥，叙利亚和印度。

如果与2001到2015年之间的数据相比，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欧盟和欧盟新成员国的移民人数在增加，另外，来自于亚洲叙利亚和阿富汗的移民人数也有小幅增长。

问题8：移民中主要是男性吗？

尽管大多数比利时人这么认为，但实际上移民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几乎相等。这一现象和二战后的第一波移民潮不同，当时比利时引进的劳工主要是男性，他们主要从事采矿和冶炼行业的相关工作。

数据表明，当今的女性移民多数具有良好的教育和技术背景。许多通过家庭团聚来到比利时的女性都具有较高的教育背景和资历，但她们在比利时却往往不得不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

问题9：和别的国家相比，比利时的移民和难民政策更灵活吗？

比利时接纳的难民数量在欧洲处于平均水平。和其它欧洲国家相比，比利时的难民政策相对保守，比如北面邻国荷兰的政策就对难民更为友好，当然，同时也因为较大的人口基数，他们比比利时接受了更多的难民申请。

对于那些正在等待身份确认的难民，政府在难民接待中心为他们提供临时住所。当他们的难民申请得到批准以后，他们必须在经济上实现自立，或者从事OCMW提供的工作。如果难民申请被驳回，他们唯一的福利只是紧急的医疗援助。

拥有合法居留的外国人申请比利时国籍的难度比以前增加了不少，按照现在的规定，他们必须在比利时合法居住至少5年、以及提供自己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得到足够融合的证明。

总体上来看，比利时对待移民和难民的政策是相对严格的。

问题10：比利时人对移民的容忍度很低吗？

与其它国家相比，比利时人并不是最排外的人。在匈牙利、捷克、波兰、芬兰和葡萄牙，人们对穆斯林和吉普赛人限制性移民政策的支持更加强烈。而在瑞典、德国和法国，人们对移民则更为宽容。

对移民的恐惧和持负面态度确实会对人们在大选中的选择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到移民政策，其中种族主义的兴起可能会加剧这种排斥机制。

问题11：欧洲或者比利时是否可以通过关闭边境来阻止移民和难民的涌入？

从2016年3月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在申根国家的寻求庇护者必须在欧盟之外提交他们的庇护申请，这一规定幻想着能够结束从地中海乘船偷渡进入欧洲的难民潮。然而，这一规定却与欧洲国家奉行的团结和正义的价值观相悖，与1951年通过的联合国难民公约相悖，它无视寻求庇护者涌入欧洲的决心，甚至将可能造成更大的海上偷渡伤亡。

此外，在比利时进行边境管制是完全错误的，它将违背申根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自由，违背欧洲一体化的基本原则。

问题12：移民是否抢走了比利时人的饭碗？

研究表明，移民数量与比利时居民失业率之间并无相关性，而且，移民中的失业率也要高于比利时本地人的失业率。有几个因素影响了移民在比利时的就业，其中包括教育水平和经历、他国文凭不被承认、他国的工作经验、语言能力以及有些工作需要比利时国籍等。

问题13：移民是否很好地融入了比利时社会？

融入（integratie）这个词常常混同于与单向的努力，所以我们最好使用“同化”这个词。在这方面，与具有相同背景或语言的移民建立起联系和社交圈子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人们还需要注意尊重和保留其来自于原籍国特定的文化元素。

在没有与当地人进行更多社交接触的情况下，移民在经济上的参与或融合也是完全可能的，正如我们在很多高学历移民中所看到的所谓外籍社团。

问题14：移民是不是比利时劳动力市场上遭到歧视的受害者？

各种数据表明，比利时的劳动力市场上确实存在歧视，这不仅仅是雇主和人事经理的责任，同样也是顾客和员工日常生活中偏见的结果——雇主当然希望留住顾客，并尽量避免工作场合中的任何冲突。

从个人层面上来讲，这种歧视来自于社会排斥和贫困，来自于社会阶级分层和居住地的隔离，而这些正是政府应该努力消除阶层隔阂、促进移民就业公平的地方。

问题15：移民是否花了政府很多钱？

现实上，在适龄劳动力人口中移民的比例较高，而在养老金支出面对的人口中移民的比例较低，这才是最大的社会保障预算之一。

和经合组织27国中的20个国家一样，移民的到来给比利时政府财政带来的净贡献是积极的，这个贡献相当于比利时0.75%的GDP、或者30亿欧元。

2015年，比利时联邦难民署（Fedasil）一共花了3亿欧元的难民接待费用，占比利时整个公共服务支出的0.14%。这些钱主要用于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从公营或者私营企业购买难民所需的用品和服务等。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难民的接待费用被重新注入到了大经济的循环之中。

问题16：移民是否给比利时的安全带来危险？

欧洲的研究表明，犯罪和移民之间没有联系。

尽管统计表明外国人在比利时监狱中的比例过高，但这一数据在统计上可能具有几个局限性。比如，相同的违法行为，外国人得到的处罚可能比比利时人更重；再比如，比利时人可以有更多的替代行政处罚（比如社区服务），而外国人往往不得不承担刑事责任。另外，有些违法只和外国人有关，比如没有居留许可，这些都可能造成外国人犯罪案件数量的虚高。最后，外国人相对弱势的社会地位，以及相对高的贫困指数，都可能是较高犯罪率的原因。

问题17：移民是否对比利时人的身份认同构成威胁？

首先，移民在比利时人口结构中只占少数，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强加于比利时社会，这仍然值得疑问。

其次，比利时政治、文化和语言上历来就具有多样性，所谓“比利时身份”的定义本身就很模糊。七十多年以来的移民造就了很多具有外国血统的比利时公民，他们并没有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麻烦。如果我们看一下比利时的流行音乐，会发现其背后的推动力恰恰就是移民。

维系比利时团结、统一的要素是比利时的历史、三种语言的多元性、联邦政府机构和宪法中公认的价值观和准则，它们和国民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并没有直接关系。

问题18：所有移民都会获得比利时国籍吗？

2016年1月1日生活在比利时的1812409名移民中，只有727961人拥有比利时国籍。2012年，所谓的快速入籍（snel-Belg）法律被废除，入籍申请者必须在比利时合法居住满5年，必须至少掌握三门法定语言中的一种，必须证明自己在经济和社会上和当地进行了足够的融合。

这一立法上的变化导致2014年以来入籍人数大幅减少。和欧盟国籍的移民相比，非欧移民获得比利时国籍的意愿相对强烈，他们主要来自于摩洛哥、土耳其、刚果和卢旺达。

和其它欧洲国家相比，今天的比利时并不是一个移民容易获得国籍的国家。在入籍政策方面，比利时不如其它主要欧洲国家来得灵活。

问题19：移民对比利时的大选有影响吗？

从2004年开始，在比利时居住满5年的非欧移民有权在地方市政选举中投票；来自欧盟的移民则既可以参加地方市政选举，也可以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入籍后的移民和在比利时出生的本地人拥有相同的权利。

不过，尽管法律赋予了这样的选举权利，移民在地方市政选举中的参与度仍然很低，非欧移民中只有14%的人进行了选举注册，欧盟移民中这一数字也只有18.5%。

不同的研究表明，在布鲁塞尔大区的一些市镇，移民们倾向于支持具有相同移民背景的候选人，这很可能是因为选举人和候选人之间具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因此，某些比利时政党有时候会特意打出“种族牌”，以移民背景的候选人吸引新选民的投票。此外，有些外国选民和移民选民投票给“自己人”仅仅出于保持政治上多元性的考虑。

问题20：新来的寻求庇护者会成为无证居留的黑户吗？

关于无证居留的非法移民人数，各个渠道的统计数据相差很大，一般认为，这个比例在7%-13%之间，对于比利时来说，这就意味着90000到170000人。研究人员还认为，随着比利时移民的增多和移民政策的收紧，未来几年中非法移民的数量还会大幅上升。

此外，自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欧洲公民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仍然滞留比利时，这也是无证居留者人数增加的一个原因。

问题21：比利时人也往外移民吗？

是的，不少比利时人也移居国外，不过，要获得具体的数据很难，因为大多数国家都不会保留这些数据。

根据联合国的调查，近年来比利时移出移民的人数急剧增加。2015年，大约有530990名比利时人居住在其它国家，而1990年比利时的移出移民只有360794人。比利时大多数的移出移民（81%）选择了另一个欧洲国家，排在前列的目的国有法国（28.9%），荷兰（10.2%）和意大利（8.7%）。

移出移民数据的另一个来源是比利时在各国的领事人口登记，旅居国外的比利时人可以到当地的比利时领事馆进行注册，从而可以更容易地处理相关事务。根据2017年的领事人口登记，一共有451909名比利时人居住在其它国家，这个数字和联合国的调查数据大致相仿。

比利时移出移民中很大一部分为高学历者，他们离开比利时主要为了工作和学习。最近，歧视也成为比利时移出移民的动机之一，一些具有外国血统的比利时籍人因为在比利时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而转而移居其它国家。

参考出处：

1. https://orbi.uliege.be/bitstream/2268/225608/1/Boek_21vrage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