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云市

今天有朋友发了个圈，用了陆游的两句诗：故人不见暮云合，客子欲归春水生。这几年瘴疠连绵，刀兵不绝，凛冬已至，故土难归。看罢，未免心有戚戚焉。

故乡有一个小镇叫“暮云市”，它位于长沙和湘潭之间，是京广线和107国道的交汇点之一。小时候我随母亲经常坐湘运的大客车从湘潭去往长沙，每当看到铁道出现在窗外，用不了多久客车便会顺路拐上跨线桥，下桥后又重新扭头向北，便知道要到暮云市了。

暮云市虽然叫做“市”，却只是一个小镇。从小到大我往返长潭两地应该不下百余次，经过此镇也有百余次，却从未下车停留。之所以对这个镇子印象如此之深，只是因为它的名字太美——听到“暮云市”这三个字，脑海里就是一幅晚霞低垂、酒旗漫卷的黄昏景象，这个意境岂是“大托铺”、“板塘铺”等地名可比？

关于暮云市这个名字的具体出处，并没有一个定论。可能是因为古诗词里关于“暮云”的描写实在太丰富了，以至于可以附会的太多，最后竟然无从附会。不说其他诗人，就说陆放翁，除了朋友发的这首《登剑南西川门感怀》，他还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还有“暮云如泼墨，春雪不成花”，还有“细细香尘暗六街，鱼鳞浅碧暮云开”……他简直太爱这漫天晚霞了！

而在其他诗人的篇章里，“暮云”也比比皆是。如李白的“城隅渌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云”，如杜甫的“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如白居易的“野绿全经朝雨洗，林红半被暮云烧”，如李清照的“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如纳兰性德的“凭高目断征途，暮云千里平芜”。若说朝云是苏子的专爱，那暮云简直是诗人们的“团宠”了。

清光绪《湘潭县志》记载，“自涓口发舟，便已遥见阴云接暖，百里所瞻，或题其阳为朝霞，阴为暮云”。涓口，指的是涓水汇入湘江的地点，位置在现在易俗河附近，离暮云市尚有几十里的距离。从涓口驾一叶扁舟出发，不多久就远远看到云蒸霞蔚，乌云彩霞相连百里可见，其霞光灿烂者为朝霞，阴云低沉者为暮云。可见“暮云”二字，大多情形下指的是较为厚重的云彩，自带深沉、肃杀、萧然的意境，最适合去国怀乡、感极而悲者。

清代“同光十子”之一的刘善泽，在《暮云市》一诗中写道：

疏疏墟落暮云村，江岸人归日近昏。
萧瑟平林鸦数点，西风残照是秋痕。

秋末江边萧瑟、凄冷的景象透出纸面。

不过，在我所有的儿时记忆中，暮云市总是美好的。

小时候去长沙，常常是去和父亲团聚，返湘潭，往往是回到外公外婆家。父亲当年在长沙工作，带着妹妹在身边，母亲在湘潭河东一所中学教书，而我被寄养在湘潭河西的外公外婆家。一家四口分居三地，日子聚少离多，难得碰到假期，便想着能够团聚几天。

不论是从湘潭去往长沙，还是从长沙回到湘潭，车至暮云市，就意味着行程只剩下一半了。车过暮云市，时间就会变快不少。座椅伴随着车体的晃动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和着满车的乡音，简直要成为一曲欢快的交响乐，连同窗外的景象都变得越来越亲切，即便是国道旁那些“补胎打气”、“水煮活鱼”的招牌，也变得越来越生动了起来。

父亲和妹妹临时的家，被安置在一个实验楼中。这栋两层的实验楼位于天马山下的一块空地上，远离大学的中心，围墙外就是校办工厂和郊区农田。系里领导体恤单身爸爸的不容易，在实验楼中撇出两间实验室来，算是给父亲安排了一个落脚之地。我们当时年龄小，只是觉得这独门独户自由自在，夏天抓些萤火虫，冬天敲几块冰溜子，那是有多么惬意！

想必父亲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实验楼外面开出了几小块地，种上了青菜、辣椒、苋菜、豌豆，撒上些青葱、绿蒜、香菜、紫苏，再喂上两只鸡，把日子过得满满的。开春后天气暖和起来，菜苔一天能往上窜一大截，同事们下班顺便带上些，就不用再去菜场了。

要是母亲和我从湘潭过来，父亲一定会起个早，摸着黑骑车去菜市场排队，买些好鱼好肉回来。新鲜的草鱼只需经过简单的处理，抹上一些细盐，在锅中煎到两面微黄，再加入生姜蒜瓣青椒，倒入开水，盖上锅盖美美地煮上十来分钟，简单调味后最后加入一把紫苏叶，这锅水煮活鱼也就有了灵魂。

当时已是半大小子的我，和妹妹一样都非常爱吃鱼。每每父亲把鱼端上来，用不了几分钟桌上就已经是一副风卷残云的景象。父亲和母亲只是笑笑，说：要是有客人来，你们可不能这个样子，要记住哦。

又过了几年，母亲被调到岳麓山下，我们一家终得以团聚。再过一年，我们搬离了实验室，住进了五十年代落成的教师新村。这套房子虽不大，但五脏俱全，加上厕所大大小小一共五间房，一字儿排开，像极了一列火车。

外公外婆早已退休，他们会拣暑假后天气转凉的时节来长沙小住。当时电话尚未普及，两地联络主要靠写信，那一头外公外婆在信中告知半个月后的行程，这一头收到信的我们在那一天便会早早地在门前的坡上等候。

外公怕热，夏日里常常穿一件老头汗衫，一把蒲扇不离手。外公说，立秋后还有二十四只秋老虎呢；我们不知道这个说法的具体来源，但秋老虎们确实往往被他言中。外婆的穿着要讲究、精致得多，一头银发梳理得清清爽爽，穿一身绵绸的衣裤，她步子虽然不快，但走起来总是带着风。

外公的行李只是一个帆布包，里面除了换洗衣服，就是厚厚的几本书了。外公读的书很杂，除了他喜欢的人文词话、书法国画以外，还有不少诸子百家和趣闻野史。也许是白天太热的缘故，外公习惯于晚睡晚起。夜深人静的时候，正是他读书的好辰光；有时候我们一觉醒来，外公所在的“卧铺车厢”仍然有依稀的灯光透出来。

外婆的生活则要健康、有规律一些。在岳麓山小住的日子里，外婆总是早早起床，换上一双轻便的鞋，挎上那把父亲给她买的太极剑，赶在暑气升起来之前去山脚下晨练。等她舞了两套剑，走了一大圈回来，正好是我们准备吃早饭的时间。有一次，外婆告诉我们：今天碰到几个新来锻炼的中年人，说我动作蛮标准的，还问我是哪个系退休的老教授呢！看到外婆开心的样子，我心里一乐：哈哈，谁能想到我们家最有学问的人现在还在床上酣睡呢？

再过了一些年，我离开长沙去外地求学，外公外婆的年纪也越来越大，来长沙小住的次数越来越少。慢慢地，书和剑都留在了老家的橱柜之中。

前些年，外公、外婆和父亲相继过世，母亲和妹妹在上海生活。暮云市这个小站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路过，它就像一滴溅洒在桌布上的美酒，香气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散去，变成了一块暗红的酒渍。

这几天，村里已经开始入冬，暮云低垂，冬意凛然。今天我从朋友圈看到陆游的这两句诗，便想起了家乡的暮云市，便隐约看到父亲给我们兄妹俩端上有了灵魂的水煮鱼，仿佛看到外公穿着老头汗衫、背着电业局的帆布包，摇着一把蒲扇笑盈盈地从坡下走上来。

心里，便是暖暖的。

一名华裔IMO普通选手的总结感想

前言：在国外参加奥数竞赛，因为竞争远没有国内激烈，华裔孩子容易在选拔赛中脱颖而出；但另一方面，因为缺乏培训资源，缺乏系统的训练，他们的IMO之旅也充满着艰辛。今天难得收到女儿的一篇小作文，对于在比利时长大的她来说，用中文写出这么一篇感想也许比做出short list上一道G5的题目更难。更加难得的是，女儿写出了这几年来她的内心从兴奋、到焦虑、再回复平和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她的一些感受我是了解的，另一些感受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女儿谨以此文完结她的中学数学竞赛之旅，我不作改动、原汁原味地分享在博客和公众号上，还请读者朋友们宽容对待她的中文表达能力，谢谢！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六日，随着本届IMO闭幕式结束，我的奥赛生涯也正式走向了尾声。作为一名连银牌都没有摸到过的选手，写这篇感想时难免有些羞愧，毕竟比我厉害的人千千万，我其实是没有资格充当一个过来人，在这儿写什么大道理的。但我又觉得让自己多年的付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画上句号，心有不甘，所以这篇感想就权当是一篇“个人日记”，记录下奥赛对我个人的影响，让十年二十年后的我在回顾这短短的奥数生涯时，也不会忘记我当时的心情和些许稚嫩的想法。

我与数学、与奥数结缘得早。父亲从我识字起，就给我买了不少的数学与奥数书，再加上我本身的兴趣，不知不觉地就给我的未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奥数是在2016年的夏天才正式成为了我的一个目标。从这一年到2019年进入比利时弗莱芒大区的训练营，我遇到的最大考验便是如何在我父亲的手下生存下去。与我进入“国家队”后不同，这段时间数学还是我父亲教导较多。俗话说得好：爱之深，责之切。在外人看来笑脸盈盈的父亲，一到我这便是叫骂不断，形容人笨的词汇愣是被他玩出了新花样，达到了新高度。那时的我，那真是三天一小哭，五天一大哭，我妈要天天安抚我，也是被搞得焦头烂额。

虽然我当时在心中对父亲“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我也明白背后的道理。虽然他对我的评价的确时常过于严苛，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实力不够。如果我的水平能够超出卷子难度一大截，那就不会被我爸捉到不该犯的错误了。

所以尽管父亲的严厉在我心中留下了烙印，但如今的我还是对这份严厉抱有一定的感激之情，因为是它磨练出了我的好胜心与那份不服输的倔强。在这三年里，我抱着某一天一定要超越我爸，让他再也说不出我半点不足的志向，先是在袋鼠比赛上拿到了高分成绩，而后在弗莱芒青少年奥数比赛(JWO)上取得了二等奖。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属实是个意外之喜，但一向要求高的父亲还是认为我本可以发挥得更好。同年，我通过了选拔测试，进入了弗莱芒大区的训练营。

在接下来的奥赛路上，我父亲的身影便渐渐淡去，但他给我带来的那份好胜心是后面三年我前行的主要动力。2019-2020年的赛季教会我的便是将这份好胜心转化为行动，并且是自主的、没有父亲干涉的学习与努力。

2019年九月份，第一次参加训练营，我作为年龄最小的一批人之一，被训练营中更有经验的“前辈”们震撼到了。虽说比利时不是奥数强国，但是最强的一批选手也足以震慑住一个乳臭未干的新人。从那以后，我便更加下定了要进步的决心。至于目标定在哪里，我当初还不敢想，毕竟对自己的潜力心里还没有数。事实证明，那一年我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

十二月份，在我的第一个国际赛事(EMC少年组)上，便出乎意料地拿到了一等奖。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我的成绩是比利时少年组的第一名，甚至超过了我当初仰望的一些“前辈”们。 虽然实力是个重要因素，但这个好成绩也要归功于我当初极好的比赛状态，毕竟初生牛犊不怕虎嘛。

尝到了通过自身努力换来的成绩的甜头，我便更加奋不顾身。恰恰在这个关头，一件不单单是对我的奥数生涯，乃至全世界都带来重大影响的事件席卷而来，它便是新冠疫情。

抛开其他方面，光从奥数上来讲，疫情给我带来的好处和坏处都很显著。最大的坏处莫过于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国际赛事统统采用了线上形式。与线下赛事相比，线上赛事失去了与世界各地的数学高手交流的机会，对支撑我的动力还是有不大不小的打击。但它给我带来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它给我带来了大把的时间。

2020年三月十三号，比利时正式进入封锁。当时，学校没有一个完备的网课系统，只能给我们发一些零碎的作业做。一天的作业也许早上两三个小时便解决掉了，剩下的一下午时间都被我投入到了奥数上面。更多的练习加上比赛中的幸运，使得我在四月份的欧洲女子奥数比赛(EGMO)上拿到了铜牌，我也幸运地成为这个比赛上比利时的第二位铜牌选手。第一位是Marie Peeters，瓦隆区已退役的女选手，我多年来在奥数领域的偶像与榜样，她在IMO上曾夺得了两枚铜牌，生动地诠释了何为巾帼不让须眉。

靠着EMC与EGMO的成绩，我顺利地被选拔上五月份的荷比卢奥数比赛(BxMO)，并夺得了一枚银牌。同月，弗莱芒大区宣布当年的IMO代表队，其中便有我。至此，好的成绩一个接着一个到来，给我疫情中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光彩。进入IMO队更是让我激动不已。要知道，我一开始便觉得，若是某天能代表比利时参加IMO，那该是何等的荣幸与荣耀啊！

我却完全没有轻松下来。由于IMO是全球最知名的奥数比赛，线上比赛组织得十分正规，要求六名选手集中考试并全程用摄像监考，这些都是之前参加过的小规模比赛所不能比拟的。我内心最担心的，便是如果IMO考砸了，会让大家怀疑我之前线上比赛的成绩是靠作弊得来的。毕竟一个高一学生能够取得这些成绩还是比较少见的。于是，我为七八月份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每天六七个小时的练习让我度过了我目前人生中最累的一个夏天。虽然没有父亲在旁给我施压，但我还是会在做不出题时懊恼、哭泣。我这才发现，自己给自己施加的压力才是最恐怖的。

幸好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最终九月份的比赛上获得了一枚铜牌，得分比我预期中要好一倍。我当初水平其实是远不足以拿到铜牌的，但是因为幸运之神的眷顾，我做出了一道超出我水平的题；就这样，我迎来了我奥赛生涯中最开心、幸福的一刻。这么看来，我过去半年里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020-2021赛季，我已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新人了：我在比利时奥数圈内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姓名。但这一年，我的路变得不再那么一帆风顺。我面临的最大困难，便是选择。

九月份疫情好转了一些，比利时中学重新恢复了正常上学。疫情所赠予我的时间又被收回，习惯了每天刷题的我，顿时便感到了不习惯。更有甚者，上着高二的我还要开始准备剑桥申请，第一个任务便是考雅思。我面临选择：学校作业，大学申请与奥数竞赛该如何平衡，如何分配时间？

我终究还是放不下学校的考试成绩，而大学申请又必不可少，这便不可避免地导致我奥数练习少了许多。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十二月份EMC “老年组”(senior) 上，我只拿到了一个马马虎虎的三等奖。四月份的EGMO上虽说拿到了银牌，但这年也许是受了疫情的影响，分数线格外地低，以至于这个成绩说明不了问题。而在五月份的BxMO上，我才真正遭遇了滑铁卢：由于粗心加上审题有误，我的成绩相比去年甚至有所下滑，只拿到了一枚铜牌。

这所有的一切都给我带来了更多的焦虑。雪上加霜的是，当年IMO的日期又调回到了七月份 (2020年的推迟是疫情所导致的)，意味着我不再拥有一个假期的时间去刷题。虽然压缩了练习时间，但练习强度却比去年又加大了几分，导致我对奥数开始产生烦躁与焦虑的心情。

最终七月份到来，我仍旧取得了铜牌，但是这次的成绩是留有遗憾的。这年第五题的难度相对简单，我原本也许可以在此题上捞到几分，但背负着往年战绩带来的对自己的期望，我的比赛状态远没有第一年那么好，错失了这个好机会。若是我把握住了机会，也许当年可以拿到银牌，成为比利时第一位获得IMO银牌的女选手。可惜我没有做到。

转眼来到了最后一年，也就是2021-2022赛季。此时我已经失去了起初那股不顾一切往前冲的精神，取而代之的是疲惫与焦躁。但是这一年的我，学到了比自律与选择更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接受。

这一年，剑桥申请正式启动，我本不富裕的时间更加捉襟见肘。前半年，我还是像去年一般焦虑，以至于对奥数的负面情绪越来越严重。虽然在十二月份的EMC “老年组”上还是拿到了二等奖，但我却丝毫没有开心或自豪。过高的期望与水平有限的提高使我患得患失：如果结果不尽如人意，我会陷入自责和自我批判之中；如果结果尚好，我会认为是应该的，不值得庆祝。

但这一年也给我带来了好消息：所有国际比赛允许重新线下比赛了。四月份的EGMO成为我这个“老油条”的第一次线下经历，去到了匈牙利的一个小镇子。也许是因为换了一个环境，我发挥还不错，在分数线重新提高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了一枚银牌。但这并不是这次比赛给我带来的最重要的收获。最重要的是，比赛给予了我新的心态。在认识了那么多有趣的人与事的时候，我意识到，对于我这种水平停滞不前的人来说，国际比赛最重要的不再是比赛成绩，而是扩大眼界。既然我已经逼近了自己的上限，与其继续逼自己，为何不接受这个结果，好好享受自己最后的几次比赛呢？

虽然EGMO赛后我还是继续了奥数练习，但离七月份越近，我便越是坦然。五月份BxMO上，我取得了一枚满分金牌。这次不同于EMC，我是真心为这个成绩而感到开心。最后的最后，七月份的IMO给我带来了最后的一枚奖牌，一枚铜牌。我对这个结果是满意的：我知道自己尽力了，这枚铜牌对于我就如金牌一般珍贵。这届IMO还给我带来了更为珍贵的东西，那便是与队友们在这七天中经历的点点滴滴，还有来自各国的单纯、美好的选手们。在比赛之余，选手们的交往不会以数学水平来决定亲疏。印象最深的便是一位获得满分金牌的越南男孩蹦蹦哒哒地跑过来要跟我合照，只是因为我在闭幕式上挥舞着小旗子给他留下了印象，真的有些受宠若惊啊！

总的来说，这短短几年的奥数“事业”给我带来了许多，也让我失去了许多，同时留下了不少遗憾。我意识到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好所有事情的，而是需要有所取舍，有所选择。也许我当初少花些精力在学校作业上，而多注重些奥数，我最终是能够拿到IMO银牌的？又或者，如果我2020年的封锁期间少做了些题，后来可能也不会深陷执念，日日忧虑？但我最后一年也学会了接受：接受自己的能力，懂得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接受自己的选择，在自己选定的路上坚定前行，落子无悔。

格温诺拉

Gwenola – white, holy, name origins from Bretons.

格温诺拉——白色，圣洁，名字源自布列塔尼。

一、

上周，我回到根特参加一个专业会议。会议原计划在根特大学的het Pand举行，后来因为年初防疫政策的要求，会议中心改到了大学礼堂Aula。

这是一个位于市中心的所在。从Kouter停车场出来，沿着电车轨道向北，在青石砖块铺就的路面上走几分钟，当你看到圣尼古拉斯教堂从沿街房子的山墙后露出头来时，只需向右拐入Voldersstraat，再走上两步，就能看到几根高大的罗马柱支撑着一个巨大的山花，这便是根特大学校徽上建筑的原型、Aula礼堂了。

一如往年，会议还是那个样子。老先生们的报告冗长而少有新意，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和前些年所讲的无异，剩下的百分之十来自于博士生们在周末得到的最新成果。相比之下，年轻一代学术中坚的演讲就富有激情多了，虽然尚未成为一方诸侯，但举手投足之中早有些许指点江山、舌战群儒的意味。

我趁着茶歇，走出来透透气。一辆改装跑车从面前轰鸣而过，在马达的余音中，我才慢慢回过神来，逐渐看清了街对面建筑的轮廓。

这是一幢联体的房子，外表平淡无奇，灰白的外墙上在二楼处凸出来一排阳台的铁栏杆，栏杆下是带有蓝底白字招牌的遮阳篷，上面写着Pannenkoekenhuis Gwenola （格温诺拉薄饼屋），再下面就是底楼的玻璃门窗，白色的窗帘一拉到底，一副打烊了的样子。

“格温诺拉？”我一怔。

二、

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应该是在十几年前吧。

那年我刚到根特，暂住在学生宿舍。大学里像我这种情况，原则上只允许在学生宿舍住上两个月，作为寻找租房时期的过渡。然而，租到一个合适的房子谈何容易。对于单身汉来说，也许只用考虑位置和房租，而对于背负着家人团聚任务的我来说，还需要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房子的面积。

在那个时候，房屋证明是家庭团聚签证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材料，它证明被团聚人已经在比利时租到了合适的房子，保证团聚人来比后有人均面积足够大的住处。虽然这个要求十分合理，但实现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我从初春找到初夏，白昼越来越长，每天沿街找房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然而在我的感觉中，经济上能承担的房子和符合签证要求的房子存在交集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甚至有时候找到了交集，却因为外国人的身份而被房东拒绝。

不过，转机还是来了。

那是5月底的一天，中午我和同事去大学医院食堂吃饭。因为医院食堂的饭菜质量要比理学院校区旁边的学生食堂好一些，所以大家常常舍近求远。吃完饭回来，穿过大学医院门口的十字路口，在经过一家饭店时无意中我瞟到门窗上贴着一条招租广告。

“两个卧室，一个厅，租金每月500欧。”

这不就是苦苦寻找的“交集”吗？天啊！我常常打这儿路过，却从没有留意过这家饭店居然会有公寓出租！

再仔细一看，原来这是一栋四层的楼房，楼底下两层开着一家薄饼店，第三层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第四层则是一个单间公寓。现在第三层和第四层同时贴出了招租广告，而我恰好去医院食堂吃饭，捡到了这条信息。

我抬起头来，在面对十字路口的二楼的外墙上，贴着这家薄饼屋的店名：格温诺拉。

三、

“叫我克里斯汀就好。”迎过来的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妇人，她有着一头浅栗色的短发，眼镜的后面是一双笑眯眯的眼睛，上身穿着一件白衬衫，外面系着一件碎花的围裙。

克里斯汀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着说：“不好意思，您可能还得等一等，因为我们还有第二位候选人，以及这栋房子的新主人。”

“您不是薄饼屋的老板？”我好奇地问。

老妇人笑了笑，解释说：“格温诺拉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有三家格温诺拉，两家在市中心，这是第三家；我也有三个女儿，一个学了医，一个在大学当老师，另一个在教育中心教语言。很可惜，没有一个女儿对我的薄饼屋感兴趣，而我年纪大了，没有足够的精力同时运营三家店面，所以前不久我把这家店转让给了我的朋友拉马赞。因为房子还没有完全过户，所以我也帮他打理这两个公寓招租的事情。”她又补充上一句：“不过您放心，我会对这个女儿负责的。”

过了一会儿，我的竞争对手也到了，这个人个子不高，也是一个生意人。又等了半个小时，楼下响起了一阵轰鸣声，随着楼梯上急促的脚步声，从门口走进来一个年轻人，他留着非常短的短发，一副墨镜架在头上，瘦瘦的脸颊上是青色的一层胡子茬，脖子上挂着一条很重的项链，上身穿着一件黑色T恤，下身是短裤和凉鞋。

“这就是房子的新主人小拉马赞，他父亲买下了这栋楼送给了他经营。”克里斯汀介绍到，“这两位是租户候选人，这一位陈先生在隔壁的大学里工作，这一位是奥兹尔先生，他在Dampoort有家自己的生意。”

小拉马赞对我们的背景似乎没有太多的兴趣，他和克里斯汀单独聊了一会儿，就出门走了。克里斯汀走出来，告诉我们两天后她会和我们联系，告知房东的决定。

接下来的两天，是难熬的两天。

当我接到克里斯汀的电话，说房子最终决定租给我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消息不仅是我在给家人申请团聚签证过程中走出的关键一小步，更是一个中国人在租房市场上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

接下来的手续，基本上都是克里斯汀在准备，比如草拟租房合同，清点房屋内的设施，和房东、租客双方约时间签字，提醒双方去银行开押金冻结账户等等。看得出来，这位老妇人虽然将女儿嫁了出去，但仍然关心着她的未来。

四、

搬进公寓之后的一年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克里斯汀，甚至也没有见到过小拉马赞。我是一个非常好的租客，每个月按时转账房租；同时，也许拉马赞家族的生意非常多，忙不过来，所以楼下的店铺也一直空着。餐桌和椅子还是当时的样子，只是二楼外墙上Gwenola的招牌早已被取走，在墙面上留下了一块浅浅的印记。

转眼又到了圣诞节前，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冷，大风大雪不仅把给女儿准备的礼物堵在物流的某个环节上，而且让公寓的暖气罢了工。

我给小拉马赞打了好几个电话，这位少东家要么不接，要么推说忙，总算有一次答应派人来看看，但最后还是放了鸽子。也许在他眼中，出租房子意味着每个月在银行中有一笔固定入账，仅此而已。

不仅没有礼物，而且要忍受寒冷，眼看着我们要成为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突然想起我还保留着当年克里斯汀的电话，既然她和老拉马赞很熟，是否可以通过她催促一下房东把暖气问题给解决？

电话拨通了，但没有人接。我不甘心又拨了一次，这一次手机里传来了克里斯汀的声音，了解完情况后，老妇人说：“我现在不在根特，你稍微等一会儿。”挂断电话后，我希望她能够给拉马赞一家施加足够的压力，否则这个圣诞节真的要裹着厚被子和羽绒衣度过了。

下午四点多的根特，天就慢慢黑了。昏黄的路灯下一片片雪花飘落下来，偶尔有公交车从街上驶过，倔强地在路面上留下两条印迹。

这个时候，门铃响了。上楼来的正是克里斯汀，她带着满身的雪花，模糊的眼镜片后依稀是笑眯眯的样子。“对不起，你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开车去法国呢，所以没有接到第一个电话。”她解释说，“我在回来的路上已经通知了一个水暖工，他应该也快到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老妇人会从南部赶回来，我连忙解释说，我只是想通过她催促一下老拉马赞。

“这不是小事，冬天没有暖气是无法忍受的。”她说，“我和你说过，格温诺拉就是我的女儿，我不会放手不管的。”

水暖工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在管道中接入了一个增压瓶后，暖气重新启动。

在那个冬天，克里斯汀就是女儿眼中那个送来温暖的老奶奶。

五、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克里斯汀。

2018年的时候，我已经搬离根特好几年了，有一次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格温诺拉和克里斯汀的消息，这才知道这个薄饼屋和它的女主人的完整的故事。

1958年，克里斯汀的父母开始经营位于Volderstaat的这家薄饼屋，60年代后期，克里斯汀开始独立经营，并且将薄饼屋取名为“格温诺拉”（Gwenola）。克里斯汀坚持着布列塔尼薄饼的传统制作工艺，从而给顾客们带来了地道的风味，她的生意越做越大，相继在Donkersteeg和大学医院对面增加了两家铺面。格温诺拉因此成为了一家连锁薄饼屋，也为了根特家喻户晓的名字。

除了坚持地道的做法，克里斯汀在生意中更看重的是人，而不是利润，这使得格温诺拉周围聚集了一群人，他们是格温诺拉的员工，是顾客，也是亲朋好友，他们把格温诺拉看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格温诺拉不再是一家薄饼屋，而是他们和好朋友们相聚的场合。

在克里斯汀将大学医院和Donkersteeg两家格温诺拉相继转手后，2017年5月她的健康出现了问题，三个月后不到七十岁的老妇人离开了人世。克里斯汀的先生和女儿们努力让Volderstraat的格温诺拉支撑了一年多，这使得大多数年纪较大的员工可以照常退休从而得到退休金。同时，他们也在寻找合适的人能够接手这家历史悠久的薄饼屋，其要求是接收人必须秉承克里斯汀的传统工艺以及以人为主的商业理念。然而，除了有几家房地产商对市中心的这块地感兴趣以外，没有人愿意继续薄饼生意。

所以，最后一家格温诺拉最终于2018年11月25日关门。从街道上看去，它门窗紧闭，白色的窗帘一拉到底，一副打烊了的样子。

不过，格温诺拉的朋友们都还在，老员工们时不时地约定一个日子回到格温诺拉，做一顿地道的薄饼，和老邻居、老顾客、老朋友们分享、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

我走近格温诺拉的玻璃门，上面贴着一张纸条，不是招租广告，而是给格温诺拉朋友们的一封短信：

“亲爱的顾客们，谢谢你们的信任和厚爱。我们会想念你们的！格温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