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踢过野球。所谓野球，就是运气好时能够穿戴整齐人模狗样地去人工草场上撒丫子跑几圈，运气不好时只能在土场上圈一块地扔下四个书包当球门过过瘾。野球断断续续踢了二十来年，去年换单位后，上下班路上折腾太累，这才彻底挂靴和踢球说拜拜了。
说是说才挂靴，其实作为一个中年胖子，最近这些年我已经没怎么踢球了。在国内时曾经勉强注册为学院教师足球队的一员，一年下来也就几场校内联赛但球队经费充足，所以虽然水平一般但赛前购置队服、赛后组织聚餐这些福利总是少不了的，这支队伍的名誉队长后来做了学校的书记，最近去了中组部。
来比利时后也曾和实验室的年轻人一起参加过学校的运动日，不过绝大多数时间只能装嫩混迹于留学生球队中。这年头喜欢踢球的孩子太少了，球员年龄分布方差极大，从20出头到50出头的都有；不过好在大家对踢球都挺有感情，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些年来也能不温不火地坚持下来。
于我来说，真正踢野球也就是从高中到研究生的那些年。
第一次接触足球是在小学六年级，但随后的几年中我一直对踢球没啥兴趣，那阵子火的是排球，因此519、86年的世界杯在我的记忆中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高中后换到河东的一所中学，那是一所足球传统学校，常年和雅礼中学争夺市高中足球联赛的冠军，在这个氛围下不喜欢踢球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时班上有一半同学寄宿在学校，我也是其中一个。天气好的时候，吃完晚饭大伙儿把饭盆一放拉上七八个人就在篮球场上开踢，一直踢到晚自习打铃才收工。班上同学高矮胖瘦各不同，球艺自然也是有高有低，不过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所以踢球几乎成了寄宿男生课余的唯一乐趣。看到人不够多，旁边边吃饭边看热闹的女生有时也会加入进来，显然她们也没有手机和电脑。不过别看她们平时文文静静，踢起球来倒比男生还狠，尽管这主要是技术原因，比如出脚后收不住劲道，但多年以后我终于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成绩好的女生都叫做灭绝师太。
高中时痴迷足球的另一个原因是那几年正好赶上央视开始转播意甲，AC米兰的荷兰三剑客和国米的德国三驾马车成了同学们的第一批偶像，而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诸如切塞纳的那些只有在意甲转播里才出现过的小地名。我不知道对意甲的转播是不是为了配合两年后的意大利之夏，不过成为球迷不久的我们在一年后就尝到了无法避免的苦涩滋味，这算是每一个中国球迷的成人礼吧。
平心而论，那时候的国家队在亚洲还是能算个角色的，两个黑色三分钟场面上都不差，两场先赢后输的球主要输在心理和经验上，董礼强们就像拿起试卷就脑子一片空白的考生。第一次看到国家队铩羽而归，我心里堵得发慌好几天没怎么说话，比自己在考试中考砸了还要难过。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年少无知，naive啊，黑色三分钟算个啥啊，那之后还有这么多更菜、更渣、更烂的比赛在等着自己。
郁闷归郁闷，球还是要看的。那年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决赛圈转播，好在早早找好了婆家，得以安心在家开洋荤，在那个悠长假期里如愿看到德国三驾马车在奥林匹克球场捧起金杯。那也是我作为资深“德仁堂”球迷的开始，只不过当年还没有德甲转播，更不知道拜仁为何方神圣。
假期结束后拉着皮箱去了上海，迎接我的又是一所以足球为传统的学校，只不过争冠对手从雅礼中学变成了纺织大学。
九十年代初的大学生业余生活比高中生丰富得有限，除了去鞍山路看看小录像、去赤峰路吃吃夜排档以外，剩下的活动也就是踢踢球了。那时候的同济还只有一个校区，差不多三块土场的样子，没过多久一二九运动场搞成了真草坪，整个儿封闭起来成了闲人莫入，所以留给野球选手的就只剩下游泳池旁和西南楼前的土场了。另一方面，和中学相比，大学里的野球显得要正规得多，规模也大得多。学校层面有联赛，院系内部班级之间也有联赛，再加上友好院系之间的杯赛，一年踢下来居然不比甲A俱乐部的正规比赛少多少。
场地少，踢野球的人多，所以这一对矛盾常常演变为为了争夺球场而打架的群体事件。既然是群体事件，一般是群体大的占优势，比如外校的干不过本校的，小院系的干不过大院系的。不过也有例外，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故事的开头完全符合一般群体事件的规律，个子小的一拨只有四五个人，而另一拨则有二十来号人，动手之后不出意外地小个子落败。二十来号人如偿所愿地重新划好势力范围，分边儿开踢。没想到小个子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了几口破砖，在对手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拍花了几个撒腿就跑。这个事件当时闹得很大，一度进校都需要查验学生证，因为有传言胜利逃亡的那几个小个子并不是本校的学生。
又过了几年，游泳池边的土场划出了一块围上了铁丝网，西南楼前的那块更是在中间通了一条爱校路，本部可以踢球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不过像上面这样的群体事件却反而少了，一种说法是篮球已经取代了足球成为校园内的第一运动，反正我是信了。
篮球之所以取代了足球成了校园内的第一运动，除了岛国动画片的影响外，我觉得主要应归功于国足四年一度对韭菜球迷的收割。伊尔比德，这个比切塞纳还要小的约旦荒漠中鸟都不拉屎的小地方在93年永远刻在了中国足球的历史中。德国来的施大爷并没有取得比四年前高丰文更令人信服的成绩，在约旦的两败早早断送了国足的出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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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哥们儿都很穷，一层楼能够有一个宿舍有台12吋二手黑白电视就很不错了。每逢大赛，这台电视就被祭放于水房的洗衣台上，一则水房宽敞能容纳更多的观众，二则宿舍十点后熄灯断电，而水房是一直有照明供电的，从灯泡插座引出一个接线板对于理工科男生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相比之下，让国足赢球则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输给也门的那天大家还很矜持，认为那只是波浪式前进途中的一个谷底，两天后国足以同样一个0比1的比分又输给伊拉克。楼道里也不知道是谁扔的第一个暖瓶，就好比武昌首义的第一枪最后也没搞清楚应归功于谁，总之随后跟风者众，此起彼伏。暖瓶是最有音响效果的了，不过宿舍里存货不多，毕竟第二天还得喝水；而脸盆都是塑料做的，没啥效果。在楼道里折腾得不过瘾，有人提议应该走出西北一楼，和其他宿舍楼的同学们一起到毛主席像下面集合。
于是就一起走出了西北一楼，一伙人敲着饭盆，举着笤帚就上路了。到了毛主席像下，还真有其他楼的人陆续赶来，说是和某邻校的同学商量好了，我们出校门走四平路，他们出校门走国定路，到五角场附近汇合。大多数汇集在此的同学本没有什么主意，犹豫之间抬头看了看太祖的雕像，他老人家右手向前举着，前进！于是大家点燃笤帚就上路了。
我自然没有那个胆子，后面的故事就是听来的了。据说同济的大军走出好几里地也没有碰到邻校的友军，饭盆也敲累了，笤帚也烧完了，关键是肚子也饿了，碰巧碰到个夜排档，补充了一下士气就打道回了府。而邻校的友军后来被证实根本就没有出来，有人回来说，他们学校的太祖双手是背在身后的，历来就是他们缩头出点子，我们出头出力气，就像四年前一样。
我躺在床上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因为当年一没手机，二没网络，连宿舍内的201电话都是两年后才开始有的，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联络并商量好两校的会师大业呢？MD不仔细想还真差点被忽悠过去了，睡觉！明天去买个暖瓶，继续踢野球。
参考出处：
Sqr5's blog 